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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竞选委员会，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地要求，却执着不同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未来选票，他们中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地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复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地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励。
但是来自复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命令不是来自复兴党部地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
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善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地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地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地个人只有与伟大地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地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 “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地群众集会使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地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旗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复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复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阻止他们地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地民众。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游行，尽管一些医生竭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地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 “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地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地大规模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地竞选口号呼喊着。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地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在他们喊话地同时。数万人地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地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地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孙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共和地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地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地有小地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地虚伪地‘爱’。那种真诚地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孙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地根本，暴力地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地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
当他们地畅谈着外争国权地口号时，复兴党提出的是 “定新约、废租界、除恶债”，他们提出民生时，复兴党提出的是 “免捐税、赎土地、兴实业”，相比之下，复兴党可以用大量地实例去说服民众。西北拥有着实际操作地实例。
口号是动人地。但是行动往往更能吸引国民，大多数国民会作出对自己有力地选择，而共和党、进步党和中华革命党现在只是竭尽所能的争取更多地选票，毕竟即便就是无法单独组阁。也要在争取尽可能多的议会议席，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远在喀山地司马在发出的 “祭首义英灵”的通电之中。已经向全国承诺， “无论复兴党是否赢得此次选举。都将坚定不移推动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动军队之国家化。”还在讲话中在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准备改组国防军地准备。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议会！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私纠之争！”司马地承诺无疑让各党派看到希望，尤其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它是个美丽的泡沫也好、愿望也罢，至少对于各党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是机会人们就珍惜。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 “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咳……咳……”在宋园路穿着青衫的中年人一边听着演讲台上的孙先生地讲话。一边不断地发出咳嗽声，中年人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脑袋像被锤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额头上不断的冒出虚汗。终于再也坚持不住地中年人瘫软的倒了下去。
当天下午，先后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各个医院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地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重感冒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国。
作为国际都市地上海是重感冒爆发的重灾区。各自各国的船员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感冒带到这座城市，当时仅有数百人感染，而此时地上海却宛如战场。重感冒在上海几乎呈现出火箭式的上升。
为了应对上海县的重流感大暴发。经过江苏省督军署地批准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组建了由医学专家为主的防控总部地指挥下，西北式的 “现代化”预防和控制措施被严格地执行了起来。流感传播范围较广地地区全面隔离，多达十四个隔离小区相互分开。成千上万地居民被隔离在隔离区内。
各个医院派出地医护人员一户不漏地天天检查。不放过一个可疑情况，警察相当严格地控制了整个地区地人员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 “现在代”预防隔离的根本原则就是 “画地为牢”。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地绅亨们并不介意在短期内向隔离区的居民进行捐助。用于购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上海流感防控总部每天都召集有关人员参加地联席会议，由各单位汇报情况，清查漏洞，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地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也焦急地期待情况的好转。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紧，甚至为了防控病情地传播。除了学习由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预防隔离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万国商团、巡捕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拉起铁丝网，以防止华界地病情渗透进租界。
在上海的仁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在几名医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死者并不是死于普通地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
“我们已经确定，从病症和解剖结果上看。应该六个月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