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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多谢！多谢！”几名水兵在接过阿婆强塞到手里的小饰品后，连忙从口袋里拿出几块钱，没待热情的阿婆推却就飞似的逃出数米外，同时大声的道谢。周围的华侨看到水兵们这副模样，都抱以善意的大笑。泗水的华侨实在太过热情，只要水兵们遇到侨胞，无论是男女老少都竞相将水兵请至家中，盛情招待，临别还赠送各种纪念品，抱着不能让侨胞吃亏的态度，长官们要求水兵在接受纪念品后必须付钱，所以双方总会在付钱时挣扯上半天，水兵们已成养成了只要接到那些纪念品，就会扔下一把钱然后飞似的逃离。
华人之所以能大量南移东南亚，同乡之间相互召唤与协助是重要原因。初到居地，人地生疏，乡缘之根是最大的凝聚力量，方言、籍贯是早期华人群体建立的基础，由此而影响了庙宇的兴建、会馆的创办、帮派的区分，甚至是行业的选择。而华人各方言群体与籍贯源流之间，虽偶有往来与合作，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充满猜疑和偏见，且常起冲突，在十九世纪末之前，欲冲破各个帮派的藩篱，绝对不容易。
这种强烈地域观念甚至反映在华侨对待祖国的态度上，事实上他们对祖国的关怀，只局限於各自的省份，家乡以外的其他地区却淡然置之。直至二十世纪，经过保皇党与革命党的启蒙后，才把家乡认同於中国，逐渐视中国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起自十余年前为了消除各籍贯子弟因方言歧异，而产生隔阂的新式学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亦正是这些中华学校教育的南洋子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相比于他们的父辈因乡情而产生的爱国之情，新一代的南洋子弟最大特点是接受学校里的民族主义教育，嘴间说着官话，心中涌动着爱国的热血。
今天泗水第十二中华学校阶梯教室内，数百名学生早早就赶到教室内，穿着白色衬衫校服的学生脸上大都带着期待之色。今天是来访海军官兵到学校演讲的日子，好不容易才轮到十二校，为了迎接海军官兵到访，在教室讲台后布满五色国旗以及临时赶制的海军军旗。
“立正！齐步……走！”就在学生们满面期色等待着官兵到来时，在梯型教室后方大门处传来响亮口令声。听到口令声，这些十三四岁学生连忙站起身冲着教室大门看去，坐于讲台两侧的校长老师同样站立起来。 “一二一、一二一、……”尽管只是一人发出的口令，两人踩出的正步，但是当两名穿着藏青修身海军陆战队礼服的官兵踏着正步走进教室时，面色稚嫩的学生们仍能感爱到军靴踩踏在地板上发出响亮声，这种靴声让他们感觉到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力量。
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一前一后，走上讲台，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在靴跟相撞的声响中面向教室内的学生。 “坐！”站在后方的陆战队员从胸腔中发出响亮的喝声。随着口令坐下的师生，尤其是那些十来岁的学生目带崇色的看着站在台上，穿着漂亮陆战队礼服昂首挺胸的两名长官。此时仅只是漂亮的礼服和其上炫目的装饰亦吸引得他们动了长大后投入军营的念头。
“早上好！我是准尉张秩扬，这位是中士秦穆，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面色肃然的张秩扬用标准的口令式开场白做着自我介绍，响亮而威严的声音在教室内回响。话声一落，两人的两脚同时分开六十度，双臂交于身后，收腹、挺胸、抬头、目视前方的学生。在学生们眼中，讲台上两名长官身体如钢铁一般坚固，在他们身上学生们看到了气与力完美的舒展，形成一体最大的合力，像两棵挺拔的劲松。
“今天应贵校师长邀请，前来向各位介绍海军陆战队。首先，我希望各位明白一点……”张秩扬伸出一个手指傲视面前眼带羡慕之色的少年。 “并非人人都够格当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海军陆战队只要最优秀的……海军陆战队的口号是永远忠诚！我们永远响应国家的号召！随时准备在任何地区为国尽忠！现在我和秦穆中士接受大家的提问，如果同学们有问题尽管举手提问，不要怕难为我们，别忘记海军陆战队员有思想。”张秩扬严肃的脸色随着讲话慢慢和蔼起来。
通过官兵到学校演讲是西北式爱国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西北观点之中，军队是最优秀青年的集结地，既是最优秀青年的课堂，即便是在到访新加坡的那一天半时间里，训练舰队仍然派出三十余名双人制的宣讲队到各中华学校演讲，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像这样军人和学生间的交流和后世那种国内官派十足的空洞宣传完全不同，西北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后世美式爱国主义教育，更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
“长官，请问如果我要是加入海军陆战队的话，何时才能够穿上您身上这种军装。”坐在前排的学生直视台上长官漂亮的军装，还有在阳光下闪烁炫目光芒的勋章 和装饰，眼带羡慕之色的问道。 “等您从军校毕业或因军功晋升为准尉之时。”张秩扬依然非常严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 “长官您打过仗吗？”另一名学生看着他胸前的勋章 问道。 “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之中，我曾和我的兄弟浴血奋战，那时我还是陆军。”学生的提问让张秩扬回忆起在西伯利亚的岁月，只有在战场上嗅着空气中的硝烟味，才能让张秩扬不安的心安定下来，可那一切已经成为了回忆。
“长官……”就在一个学生为抢到发言机会而雀跃时，一个穿着白衫的学生推开阶梯大教室的门闯了进来。 “打……打起来了！”
第二百零三章 骚乱？起义？
与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 “放任”政策相反，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行了迥乎不同的殖民垄断统治政策。在近代史上由于荷兰工业的落后使得它在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其它后起殖民主义国家竞争和殖民地人民反抗下到20世纪前后昔日的殖民大国荷兰在亚洲仅剩下荷属东印度这一块比较象样的殖民地，在缺乏工业优势的情况下，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保住这一条 “被抛在赤道周围的绿宝石腰带”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了高度垄断的殖民统治。
荷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实行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具体表现为：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事实证明，这种 “分工式”经济构想在后来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管理中运用的非常成功。至于其它一些社会事务和法律管理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 “分工”的鲜明特色，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只管与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华侨内部的事务全由他们自己去管理。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华侨往往扮演中介代理人的角色，两面不讨好，加上其勤俭刻苦的累积财富，不仅直接威胁到荷兰人，也常被原住民认为华侨是助长荷兰人压制荷属东印度人的帮凶，华侨常常成为 “代罪羔羊”，无辜的承担起荷属东印度人对于高压殖民统治的不满与仇恨。 “华商是大商家赎罪的羔羊，是欧洲输入商的牺牲品”这种状况在荷兰殖民统治中后期更是突出。
而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印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人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人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东印度公司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自己商业利益，利用华人的经济力量来达成自己殖民目的，却绝不容许华侨拥有与自己相当的权利，如果华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在某些方面触动了他们的本质利益，荷印政府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当然这对于任何一个希望通过贸易大发其财的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也十分自然的。几百年来那些荷兰殖民者，当华侨触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