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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苏3国首脑在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于是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不过经过前6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此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人苏方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要求应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当时宋子文均严辞拒绝。
当时所以拒绝，其实也是宋子文难拿主意，要想再听听蒋介石的意见。于是会谈后宋又急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拟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
很快蒋介石回电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指示道：“对于外蒙及其它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
有了蒋介石这副“安心丸”，当时宋子文心里便有谱了。
然而恰在谈判的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国的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尚多200倍。当时，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斯大林似乎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苏联急忙向日宣战出兵。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正面突破，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四路紧逼满洲里。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北。当时，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时间。
于是，日本方面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于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应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并向世人作了公布。
当时的《中苏友好伺盟条约》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兹简摘如下，以飨读者：
一、中苏友好伺盟条约之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另一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3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国民政府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利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常驻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3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3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中国东三省撤出。
就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宣告结束了。
第十六章 沉浮末路
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