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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 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藏而不露。
张群不像宋子文那样平时我行我素。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需要什么，首先他应该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在组阁期间，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特意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职位、民主社会党2个职位、独立派2个职位、国民党14个职位。当时可谓皆大欢喜。
新内阁于1947年4月18日成立，但亦是个过渡内阁，等到在所谓的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便停止行使其权力。
花开花落，世态炎凉。
宋子文似乎又成了被遗忘的人了。但宋子文又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人们一想到“黄金风潮”，一看到市场物价的飞涨且想想自家的钱袋，便要开口骂娘。当时似乎在人们印象里，通货膨胀与宋子文是个同义词。
宋子文离职那天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说一句话。只有心疼他的太太张乐驿陪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小妹宋美龄来了，但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对兄长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但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蒋介石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一向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抑或因为宋子文难得的才华，才每每启用他的。
那天宋美龄走出宋子文府邸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禁不住说道：“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然而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当时她只又寒暄了一句：‘’您能来这里看望我哥哥，说明您还是我哥的真正朋友。”
司徒雷登微微地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宋子文心里确实十分窝火。
不错，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呢？“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挺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再度浮沉，然而他心底并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卖命，甚而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但没想到结果是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哭一哭才能痛快。不过在太太的面前，他又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则只能把泪咽进去。
不久，果如陈行先生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上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
继而在1947年4月，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里平衡。但不料，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当年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鉴于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中国进行视察。魏德迈经过十余大的视察，所到之处，映人他眼帘的到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安、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鼎沸。当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渐渐地魏德迈有些按捺不住了。
8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破口责难，且其用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
当时，魏德迈先是就十余天视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透顶。他说：“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商人已经获得的美元中就有87％（计3．3亿多美元）却转属了孔宋两家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魏德迈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指斥宋、孔二人，不如说是指斥给蒋介石听的。鞭子虽然打在奴才的身上，却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几大家族免不了又要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