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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宋蔼龄不像刚进来时那么激烈了，她咕哝了一句：“你总是向别人妥协，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最后宋蔼龄还是跟随总统去朝拜了明陵，不过她连装也不愿装出那种至诚至信的样子，完全是心不在焉，把这作为一次到紫金山麓踏青游春的机会，散散心而已。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宋蔼龄一直想给仍在美国学习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写信，告诉她们这一重大喜讯和自己在这里作秘书的一些感受，但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一方面是她时间紧张，另一方面她也想到她们会从报纸上迅速得知消息的。
的确，远在美国的宋庆龄和宋美龄很快得到了消息。当时遍布全球的通信网已经建立起来，民国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大总统，这样重大的事件新闻界不会不给予特别重视。当梅肯的报纸发出这一消息时，宋庆龄和宋美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踩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宋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广“打倒皇帝！” 宋庆龄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来的地方，拉过来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不料宋美龄学样却学走了调，她喊：“高举巩固的旗帜”，宋庆龄纠正她：“是共和的旗帜”。宋美龄小嘴一噘：“共和的旗也得巩固了呀，不巩固叫风吹跑了还有吗？” 当时宋美龄因为年幼，还无法更深地体会理解它。而宋庆龄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不久《电讯报》又刊登了孙中山拜谒明陵的照片。宋庆龄和宋蔼龄的态度几乎同出一辙，她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她专心致志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这篇文章对这场革命评价的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亲自经历了这场革命又一直待在大总统身边的宋蔼龄也难与相比。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作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某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满精神。一切苦难，如水灾、饥荒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的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实际是造福于人类的一大幸事。我们在目睹着种种改革，在暴君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中国的剪辫子运动，千千万万的人如何剪掉了他们的累赘……中国民族的耻辱……无数其他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的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可靠的基础，除非人类彼此视作兄弟，否则平等只能是梦想。
当时，宋庆龄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加者，但她却写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当年宋蔼龄注重实干，关注实际利益；而宋庆龄却更具有理想，胸怀博大，目光长远。这是最初显示她们姐妹俩不同之处的一个端倪。
4．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六朝古都的南京，名胜众多，城池险固。当时宋蔼龄抽空游历了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燕子矾、紫金山和中华门等处之后，顿生奇想：这里气象非凡，王气氤氲，和人口拥挤。寸土寸金的上海给人的感受明显不同。上海浓厚的商业气息总使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在这里则使人胸襟开阔，滋生出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由于这个想法的出现，以后在她着手处理事务的时候，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于职务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发自心底的自觉自愿，越是重大的事情她办起来就越有精神。全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和民国政府有关的大事，她都想尽可能详细了解、参与意见，与政府各部、外国使馆来来往往的电报、函件、呈报、批转、协调，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激发她生命活力的重要因素。当许多人赞扬她的吃苦耐劳、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时，她却意外发现自己在上下周旋、往来折冲中是这样的得心应手，无师自通。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而它的冬季却是最寒冷的。每当强劲的北国寒流袭来，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十几度。由于它 已地处江南，实质上可能还是由于燃料缺乏吧，这里普通人家 并无取暖的习惯和设施。一场大雪过后，不少人脸上手上冻出 了紫色发亮的大泡。一天，宋蔼龄到外交总长伍廷芳处去送一份机要文件，并当面传达孙中山关于处理英美关系中不便写在文字上的一个重要想法。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宋蔼龄偶然膘见一家小院里，一位衣衫单薄的少妇正在淘米，这时她的丈夫……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从外面进来，一把抓起妻子冻得红肿的双手，塞到自己上衣底下捂暖，一会儿又放在脸前用嘴往手上哈热气，又用两只大手握着揉搓，这一情景让未蔼龄顿生感慨。这天她忙完一天的事务，回到她那间小小的卧室时，白天看到的一幕还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尽管壁炉里的炭火苗子一窜老高，她还是感到一股凉森森的寒意。她紧靠壁炉坐下，让火光扑到自己的身上脸上，直到衣服快要烤糊了，才觉出并不是温度太低。她又怀疑屋里少了什么东西，逐一察看以后，东西什么也没少，只好又坐在火炉旁。但心情还是从处理大事时雄心勃勃的亢奋状态下滑，下滑……
哦，是孤独！她需要与人交谈，需要有人陪伴。回国两年来，她始终与父亲母亲和两个小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已适应了那种暖融融的家庭氛围。参加完总统就职典礼，母亲倪桂珍就带着子良和子安回去了。父亲宋耀如帮助孙中山处理了一些紧急的事情，并作了一次长谈后，也回去了。那次长谈的结果，孙中山多少有些遗憾，宋蔼龄也为父亲的执拗有些不快。
原来，孙中山组织内阁班子，遇到了旧官僚势力的强力掣肘，结果政府总长中只有三名同盟会员被接受，宋教仁、章太炎等出任总长的提议遭到坚决抵制，多数总长位置被旧官僚所占据。孙中山只好退而求其次，组织“次长内阁”，即以同盟会员担任各部次长，执掌实权，以求政令贯通，令行禁止。当时孙中山有感于宋耀如的特殊贡献和才能，请他出任外交次长和实业次长，但是宋耀如声称自己不能放弃传教事业，同时以脾气不好不会在官场周旋加以拒绝。他愿意回上海继续经营实业，在财力上给革命政府以支持。
当宋蔼龄私下劝说父亲时，父女俩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就来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探讨。当时宋蔼龄劝父亲接受总统的安排，她说依父亲的贡献，出任政府要职当之无愧；同时孙中山现在特别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帮他度过刚刚执政的混乱难关。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奉献，并不是谋求什么个人好处。宋耀如狡黯地笑笑说：“有你在总统身边，也顶个次长位置。宋家的人不能都挤在一条路上。不久子文也将回国，我准备安排他在金融界发展。总之是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领域，亲属们挤在一起难免磕碰，反而不美。” 父亲的话宋蔼龄一半信服，一半反对。她说：“这样安排有精明的一面，就是可以互为犄角，殊途同归，万一形势不利，不至于全军覆没，符合狡兔三窟的古训。但也未免太胆怯了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自己人知根知底，同心协力，人多势众，更容易成气候嘛。”宋耀如说：“年轻人气盛，只知道一往无前，不思量退步抽身，必得经历多了才晓得天有不测风云。政界险恶，宦海浮沉，这且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