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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 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 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 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 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