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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之间既争斗又利用，既有政治又有亲情。当政治和亲情最初“结婚”的时候，彼此的关系是进步的；当二者兼容的时候，即是政治融有亲情、亲情融有政治时，就要走下坡路的，亦是腐败的开始；当二者相替代的时候，即政治取代亲情、亲情取代政治亦即“离婚”的时候，这个政权就要灭亡了。这个过程，其实正是蒋家王朝当年所走过的历程。
3．力主抗日
1931年9月18日深夜。
原即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城。
其后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次年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成立了以原清朝末代皇帝博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应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初，宋子文虽是南京政府要员，但只看到了英美的势力之大，而忽视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并且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人关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而不回撤东北驻防，亦表示支持。然而，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确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年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于是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当时，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和南京的学生数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并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当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则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而当时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万余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一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此时，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宋子文是主张抗击日本侵略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问题。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日本政府当时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于是，国联对此调解受阻。
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随即为研究对日外交方针，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
1931年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再度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间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交涉的预备方案即：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军退出占领区，中国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亦即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政府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当时此项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等国，希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6日前撤兵完毕。当即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保留与日本继续接洽的余地。
但是日本侵略者竟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当年11月22日，又向锦州发动进攻。11月25日，有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亦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当时宋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肯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1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而待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931年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勿抽调其驻锦州部队入关，以坚守对日防地。
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当时，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却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企图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年Z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是年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在当时那段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并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1932年2月6日，驻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克莱拜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火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棋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横、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各种办法。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的全部，并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注意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