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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