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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商团，起于新政。新政不光朝廷在动，民间也动。民间呼应比较突出的一种，是习武强身，提倡尚武精神。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研习体育，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体育，就是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真刀实枪地打靶。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在上海这个地方，官府一向跟着商人走。1906年，即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官厅有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巡逻之时，如果碰到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上海的警务虽然有官方的人员在办理，但实际上是商团在做，有了商团，等于民间有了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商团一问世，其发展，如滚雪球一般。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四个。按行业计有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杂粮业、花衣业、纸业、镌业、第一工商团商团，以及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按地域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等商团，还有一个由回教徒组成的清真商团，官府不发枪，他们自己买。商人的组织，跟学校的体育仅仅是玩玩不同，要有实效的。于是，商团跟原来就有的救火组织联成一体，同时也跟各地兴办警察之举联系了起来。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功能。
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市民和商人跃跃欲试，李平书等人开始倾心革命，趁机把这些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
火爆的革命党人兼青帮老大陈其美回来之后，加快了商团行动的步伐。拿下上海，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商团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在手中了。此前，革命党人还在商团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团。1911年9月1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团开始行动，一些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进来，著名的革命艺人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有那个后来带人打登州的刘艺舟，都参加了行动。革命是种时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乐意掺和。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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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开埠之后，地位日渐重要，于是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等于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等于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号商埠，市区人口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