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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当西太后问五大臣中最能干的端方立宪怎么样的时候，端方回答说，立了宪，皇帝就可以世袭罔替。一句话，打消了老太婆的顾虑。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变好，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居然一败涂地。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二、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他们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二十二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二十二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二十一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跟西方一样，咨议局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显然，中国当年的士绅们，很在乎这一点。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的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由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即使心里想干得要死，大家还是揖让不已，不过，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就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所以，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二、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三、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四、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五、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六、外省寄籍但拥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满三十岁，而且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