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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位小姐。”沃克尔松了口气说道，“告诉过你她人不错。”
我们走过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劳迪姬·凡·何文轻巧地微笑着。她比我年轻，二十岁多一点，眼圈周围还根本没有皱纹。
“让你们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九点钟到的。”我告诉她。
克劳迪哑看上去有些不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只是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个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递了个眼色，“有时候她一次就会丢掉好几天的时间。”他拉住她的肘，让她在长凳上坐下，继续讲他的孙子并逗引她谈自己的孩子。我开始钦佩他的方式。
“依贝哈特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克劳迪姬想知道。
“他可能会丢掉他的行医执照。”沃克尔神情严肃地对她说，“他可能会坐牢。”
她闭上了她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透过她的金边眼镜向远处望，镜框很小，椭圆式样式也过时了，似乎戴着它只是为了标志一种学位身份。她光着头，风吹拂着她粗直闪亮的棕色头发。当她侧着头演奏小提琴时，那头发看起来肯定漂亮极了。
“你希望看到他进监狱吗？”我问。
“我内心那个愤怒的女人是这样希望的。”她给了我们一个微笑以让我们放心，“别担心——我不会放她出来打扰我们的。”
她说话的方式很典雅，但是似乎是诚挚的。
“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成为依贝哈特大夫的病人的。”
她没有阻止我使用录音机，她叙说了三年前的三月末，她怎样穿过街道去参加在加登勒博物馆举行的音乐会，一个开着“达特商Z型”的轿车的小子怎样风驰电掣地从街角拐过来，挡风玻璃足足把她弹出二十尺远，她怎样浑身缠满石膏在医院里呆了六个礼拜，依贝哈特大夫那时已是资深矫形外科医生。
“他和我谈了许多话。那时我正苦于陷在石膏的包裹之中烦闷无比，他来和我聊天，因此我是很感激的。”
一滴泪在她的眼中转着圈儿，她擦了擦眼睛。我也很动情，但证人就在旁边，我强忍住自己的感动。
“我担心，我也许再也不能演奏了。他和我坐在一起……他向我保证我将……”
沃克尔掏出了一包“克里内克斯”湿巾纸，递给她一张。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一直给我吃那药丸是几个月后的事。”
“是哪种药丸，克劳迪娅？”
“狄劳狄德，凡里尔首，海尔辛那，在我不能入睡的时候，后来我是如此的迷醉于它，甚至根本连听音乐也听不进去了。”
“后来你是怎么回到小提琴上的？”
克劳迪娅摇摇她的头，“她死了。”
“谁死了？”
“我内心的那个音乐家。”她来回推动着婴儿车，“我一直在对依贝哈特大夫说，她死了。”
“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要耐心，恢复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就给我更多的药丸。”
她的头顶和棕色纯羊毛外套肩头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最初落下的雨滴。婴儿推车的遮篷放了下来；把孩子完全盖住，我猜想孩子一定是睡觉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也没有看过她，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的存在。沃克尔一直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依贝哈特这样做持续了多久？”他问。
“我出院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阿伦就来了，告诉我应该离他远点，他对我不好，他没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阿伦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个恍惚的微笑暂时代替眼泪，“我亲爱的朋友。”
“依贝哈特大夫写过药方吗？”
“是的，他写过。”
“你是在哪里拿到药方的？”
“马斯大街的柏药店。”
“好极了。”
沃克尔说：“我会把它找出来。”接着划了一个着重号。
“你上瘾了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还是不可能停止眼药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来的？”
“阿伦帮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边。”
“克劳迪娅，你认为既然依贝哈特大夫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可他还要给你开这些毒品，那是为什么？”
“我很沮丧，我受的伤害是无法愈合的。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她站了起来，“我还是带孩子回家的好。”
“天变冷了。”沃克尔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们会再来取你的作证书，”我对她说，一面向大门走去，脚已经麻木湿冷，就像两段木柱子。“然后我们还可能请你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指证依见哈特大夫，当然是由政府出资，你同意那样做吗？”
“我内心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飞机了。”她微笑着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也冲她笑了：“带着她一块儿去。”
沃克尔和我跑向哈佛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因为他们修建这个广场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车辆禁止通过，所以我们的车都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学生群和无家可归者看起来都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我的回程飞机几小时以后就要起飞，而我仍然需要见一下依贝哈特从前在医院的上司。
“太冒险了。”沃克尔喘着气，“为什么我要排除考虑在第一个地点呢。他应该就守在话筒旁，等着你告诉他你马上见他。”
“我会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很傻，我们把凡·何文小姑娘弄得太累了。”
“直到我们证实她的故事之前，她不算太累。”
“我们出去后到机场吧，去找点吃的。”沃克尔很坦白准备退出了。毕竟，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喝我们今天的第一杯“流血玛丽”。
一个中年妇女在收费电话前放着一个帆布背包，上面写着：救救树木。在那女人移开她的手套之前我就抢上前去，从挂钩上抓起话筒，那女人却猛然转向沃克尔道：“我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家，否则他们会活活剥了我的皮，你明白吗？”
阿尔弗需德·拉诺严大夫，矫形外科全体职员的头儿，很乐意同我们谈，但是四十五钟后他就有手术安排。没问题。我们调回我们的轿车，“野嘴”能干地论证着他是如何得到他的姓名、一面领着我风驰电掣般地穿越波士顿大学桥，到朗坞大街。我注意到在波士顿的人行道上的许多地点，都有马蹄印迹嵌入其中，这一定是保罗·瑞威尔和他著名的坐骑经过的地点；好的，现在他们也应该留下些疲惫的车迹来纪念我们了。
拉诺严大夫在心脏病看护区的护士站等我们：高个头，鹰钩鼻，修剪过的黑色卷发，热情的棕色眼睛，略有些偏白的棕色皮肤，在浆过的白色工作大褂下面他打着一条红色的丝质领带，并没有印第安人口音，而是一口很有修养的牛津英语。他身上有一股湿润的英国春季期间那种紫丁香的香味。
“一定是严重的事件才惊动了联邦特工。”话音从他的肩头传过来，他领着我们穿过病房区和IV室一直往走廊的尽头走去。
没有时间讲客套话。
“依贝哈特大夫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给病人开了许多麻醉性的药品？”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他不曾越权处理？”
“当然没有。”
沃克尔：“在他的被雇用的时间里你是否注意有麻醉药失踪？”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
医生来来回回盯着我们看，似乎这一串提问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沃克尔故作悲哀地朝我耸耸肩就转向窗户了。外边正有一辆有轨电车穿越浓密树荫下的空间。
“你是否还记得一个名叫克劳迪娅·凡·何文的病人？”拉诺严大夫摇着他讲究的头。“三年前。”我有些焦急地提醒道，“她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依见哈特大夫负责看顾她。”
“我可以找出记录。”
“那太妙了。”
“你看起来很着急。”他友好地说，“为什么不问我你真正希望知道的事？”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