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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言多语。究竟是谁从他的这种静默感受到更多的孤独？他还是我们？
我按照留言纸上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拉丁语电视的嘈杂声，然后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Bueno？”
“古特瑞丝夫人？我是FBI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
那边立刻传过来一串急促的西班牙语。
“对不起。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惊讶，“没问题，我可以讲英语。对你堂妹的事，我很难过。”
我的直觉一向正确，就像这次在银行这样。现在我却觉得是不是某人在对我搞什么恶作剧。
“等等，夫人，可我并没有一个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堂妹。”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脑袋里转着念头：什么叫作某人的“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很抱歉。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奥尔瓦尔多小姐。”
“没错的。现在，你的家人需要你的帮助。”
她既武断，又荒唐，让我差点笑了起来：“那不是我的家人！你瞧，我出生在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而你父亲的家族来自萨尔瓦多。”
我一下子感到不安了。多年来已没有人提到过我的父亲。他据说是来自中美洲，但我从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国家。自从很小的时候他抛弃我们以来，在我们家里他一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母亲和我与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个警官。我是被新教徒和白人抚养长大的；你不可能和白种人有更深的关系，否则就会像我们的维京祖先那样满头卷发，可是碰巧我的头发又浓又密又黑，如同高加索人。那么拉丁美洲血统就可能是我的另一来源了。
更加冷淡：“你为什么找到我，古特瑞丝夫人？你想要什么？”
“不是为我，是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他们在这个国家里没人照顾。”
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仍在顽固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敷衍着他们的虚构看这场戏如何演下去：他们一定是先找一个死了的穷人，再找一个未曾谋面的亲戚（真正的或者虚拟的），接下去是敲一笔钱“照顾孩子们”。迟早会有人出于内疚寄上一笔款子的。我开始作一点笔录。说不定这会成为一条证据。
“是吗？”我一边写，“他们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因为我们都是从萨尔瓦多来的，所以关系很好。她做工的时候，我就帮她照看孩子。只不过她一死这里就没有人了。”
“她怎么死的？”
“在街上被枪杀的，是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圣莫尼卡大街。死得很惨连手掌都被打飞了，他们把她抬进棺材的时候只好套上了白手套。”
“警察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话筒里一阵喘息和啜泣声，女人的音调变得急促起来，充满了渴望：“谁将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职业反应来得最容易：“我会安排你同慈善机构联系——”
她打断了我：“维奥莱塔受雇的最后那位女士还欠她一笔钱，如果你能拿回那笔钱，我可以来照顾孩子们，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她说“家”的时候，带有一种亲切的信服感，就像虔诚的人们谈到上帝一样，让我感到发窘。我的家是我外祖父的，生活中缺少上帝的关照，我自己仅仅在玛丽娜·德·瑞有一个带家具的卧房。还有我的1970年造普利茅斯巴罗库塔篷车。每周有六十、一百个小时呆在局里，中午一顿便餐，每天在泳池里游一个来回。工作如此紧张，你只能寄希望于升职。最直接的途径是作特别行动处的主管助理，甚至成为特别行动处的第一个女主管，拥有一间像戴文那样舒适的办公室。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要求至少在五年期间你得恪尽职守，把每一部分工作都熟透，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不许漫无头绪，不许出错，不许发胖。
我必须做到这些。“我还是希望你去找社会服务机构。”
“不，”这个陌生人顽固地坚持己见，“那样不对。这些孩子是你的血亲。”
“这恐怕有点荒谬。”
“维奥莱塔和你父亲来自同一个村庄。”
“什么村？”
“腊帕玛。”
“从未听说过。”
“她说这是个小地方。大概离圣萨尔瓦多有一百英里，有一个黑沙滩。”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零碎中，确实有一块瓷片一样的东西，就像是被海水洗磨过的玻璃那样闪亮：“当你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块黑沙滩上玩耍的。”
这让我有点震撼。
“古特瑞丝夫人——很抱歉，可我还得接另一个电话。祝你好运。”
我挂断电话，抬头凝视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袖子是空的。我心里有种轻飘的感觉。
之后我意识这个不速之客已骚扰我很久了。芭芭娜·苏立文还有事找我哩，关于银行劫案的。
第三章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相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节。
但是对于“电脑”而言，这些东西便成了家常便饭，值得仔细地咀嚼、吞咽、消化，然后变成有用的信息存贮在大脑里面以便随时取用。“电脑”常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她的个人生活。在她嫁给另一位同事之前，芭芭娜和我经常结伴到警察酒吧去作乐，她至今还能说出我每一次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警衔和姓名。
芭芭娜这次的协助任务是找出此次劫案和洛杉矶市每年发生的两千次以上的银行劫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单独作案的劫犯会多次出手，十次或者十五次，仅仅为了不到一千美元的数目，然后消失在闹市中，或者劫犯们的乐园里，或者某个法制薄弱的地方。现在这些家伙们都难保没有卷进来，调查已经铺开，而且将进行得更加细致。我们的破案率并不高。而经常要靠“电脑”，通过对那些图片的周密分析，才找出一条破案的线索。
我走进办公室时，芭芭娜正在读一本《人民》杂志，封面上印着简娜·玛森的照片，一面吃着一块生日蛋糕，蛋糕好像是从谁放在午餐室里的那一大块上切下来的，涂着厚厚的巧克力、几颗山莓点缀其间。她向我推过来一只米老鼠纸盘，上面搁着选好的餐巾和一把红色的塑料餐叉。我带着我的大杯子，知道她这里总是有自己调制的新鲜的咖啡，带有桂皮香气的。
“我已经被简娜·玛森彻底弄栽了，”她说，眼都没抬一下，“整个世界就像坠入了一团迷雾。”
我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相片，就像对自己的家庭影集一样熟悉。在芭芭娜心里，五十或六十个或者所有她知道的影星中，只有简娜·玛森是真正不朽的。
“她是个瘾君子。”芭芭娜摆了摆手，她是发出内心的伤感，好像被击溃的反倒是她自己。
我吸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她挥舞着那本杂志，我看见那张著名的黑白肖像，这是简娜·玛森不到二十岁时拍的，她那动人的颊骨似乎是在述说：“如斯图加蒂瓦的曲线一般单纯，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动人心魄。”
芭芭娜急切地说下去：“你不记得那些精彩、感伤的老音乐片了吗？”
“我讨厌音乐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我说不出话来。芭芭娜瞪着我，有些沮丧：“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掉眼泪的故事太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