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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拇指和食指把空玻璃杯往前弹。
“这是我带她来的第一个地方，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等电梯的时候，站在一整块嵌在木框子里的大镜子前，木柜上绘着玫瑰。沃伦·思佩卡戴上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沃伦兄弟工作室”字样。我看着镜子里的两个人。酒吧招待正在把一锅辣椒倒到蒸气腾腾的盘里，准备开饭的时候了。电梯到了，空的。我们迈了进去。
“我们第一次接吻正是在这里。”
玻璃电梯震颤起来，当它开始往下降时，我们站在那里谁也没说话，跟他们站在这里时一样，靠得很近，笨拙地，充满渴望地。
如果他像第一次吻克莱诺·依贝哈特那样的吻来吓我一跳，我知道那将只是一次小遭遇，一次逗弄，没有什么可感到震怒的。她那时也一样吧：一个来自老朋友的纪念，对在高等学校那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害怕的日子的记忆，那时一切事情都在那么仓促轻率中完成了。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辆滑动的车里，所有车窗都放下来了，南康伏特美妙的夜幕令人陶醉，逐渐伸展进黑暗中的乡村道路上混杂着野草的气息。车灯熄了。不需要光亮。加速。
第十六章
第二天我从波士顿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药店查看了他们自1985年以来的记录，给劳迪哑·凡·何文配药的方子只是给一次眼科传染病和一些妇科病的。”“野嘴”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而且这些药方都不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开的。”
“也许她去的是另一家药房，她没有把名字记正确。”
“我现在就去查，小塞纳瑞塔。”
这一时刻我对“野嘴”的幽默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尽力屏住呼吸的声音暴露了他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立即传染给我，使我的肾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们有麻烦了，不是吗？”
“并非没有机会。”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那么，现在她的那一套说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事端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贝哈特越权开药的其他根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了确证证人。”
“我听听你能有些什么意见。”
“你得到她的医院记录没有？”
“还没有时间——”
“我去做。”我粗鲁地打断道，一下子掐断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我接通拉诺严大夫，阮德尔·依贝哈特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的前老板，他满口承诺说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档案表，他的英国口音富有节奏，显得很动听。在我的经验中，即使最有修养的人如果有机会和FBI共事一番也会兴奋不已的。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找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性虐待。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一”
“耶酥，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