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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里塞满各处寄来的商品，还有一个很大的棕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脚捧着食品袋，又忙着去厕所，原是可以早点打开信的。现在它还躺在厨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大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四十多分钟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分类整理好，一面在心里决定和谁一起吃晚饭，埃蒂·保尔还是J·彼得曼。时间流逝，我从微波炉里取出一只烤鸡，放在厨柜上的一只搁盘里，这是我的一个小嗜好，从“男孩子市场”买来的，香味随着热汽的上升弥漫开来，还带着一股面包屑以及葛问罗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开一盏聚光灯。
那封信。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X10时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其次，整个街道：酒吧、服装店、拐角、小巷。
犯罪场景的东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脸冲下。白色的三角路牌高一个被抛下的钱袋有五尺远，子弹击中了巴士站的长凳和一堵墙，那儿还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她的脸，照相机拍下的这一侧，是心形，上下颌张开，舌头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状，眼睛半闭着，这些是你从图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盖着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样隐隐发亮的东西则使人感觉到人生在苦闷与虚无之间的徜徉。
实际解剖的图片，精确地显示了尸体从盖着尸布运进来到解剖实施的每一步过程，如地狱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时我坐在我的厨甩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术时流的血或血块，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上的原始枪孔，尸体只是除去衣服而已，看起来仍然是个人形。这样一览无余的观察是无耻的，特别是对方已无法保护自己，全身涂满了鲜血，却被粗暴地剥去了掩饰，没有任何秘密能保留下来。对人类尸体施暴力是最不可想象的。我在想，我的上帝，得有人照顾她，得给她盖上被单，得让她圣洁地保存下来。
剩下的照片证明：枪伤，伤口口径45；丫形切口从腹部一直到耻骨；摘除肋骨骨架，我曾被告知这得用剪切刀完成，以检查内部器官；直到最后剩下来的只有谋杀、暴力和以暴力充当碎尸手段的科学检查。前者与后者毫无区别。封套上没有医学说明，只贴着一张字条：M．E，悬案报告。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这也许是约翰·罗思寄给我的，冲撞和伤害的感觉让我大为震惊。但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惊讶呢？他总是喜欢寻求刺激——夜半电话，从车库的柱子后边猛跳露面。六个月前，我听说他被停职三十天，因为他在一个公园里把枪塞进那个棒球投手的嘴里，而别人只是在和一群同事进行合法的聚会。我从凳子上跳起来，大步踏进卧室。那股葛冈罗拉干酪的味道让人难受极了。
想都没有想我就敲下了他的号码：“别再干这些肮脏勾当。”
“冷静点，安娜，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死硬，他是在瑞唐多海滩他的公寓里，我可以轻易想象他正坐在健身器的座位上——这是一套北欧田径运动员的训练设备——除了一条长运动裤外什么也没有穿，嘴里叼着一只大麻烟卷。年轻时为了成为一名警探，他花了大力气锻炼出一身世界级的运动体格，只不过一直保留着在七十年代就已过时的汤姆·芭内克那种小胡子，也许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以免看到他爬满双颊的痤疮斑。
“安娜，……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
他过去在床上也常常窃窃地说这些，要求我接受它，直到我们之间已越过一些原来十分模糊的界限。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他又用鲜花、电话、电传、各种装腔作势的小伎俩重新发动攻势，跟他的性侵扰一样。有一次他因此激怒了我，我一拳击碎了他的下颚。我越是逃避他就越是顽固，越发不依不饶无休止的蛮干，一直到我每时每刻随身带着武器。
“这又是什么把戏，约翰？”
“以为你会有兴趣看你的堂妹最后一眼。”
“我X你。”
“X我？”他笑了，“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他妈的毒品贩子。”
古特瑞丝夫人说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长期受苦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能说她贩毒？”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点兴趣了：“证人在哪里？”“一个叫‘耗子’的街头混混打电话给911，但是——不用奇怪——后来却对调查人员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要紧，这是一起汽车过路枪击案。凶器是45口径的Mac—1O，全自动，除了杀人没有别的好处。射出十五发子弹，七发击中被害者。”
“可能是无意的。”
“看第五号图片。”
我走进厨房找出第五号，电话仍贴在我耳边。这张相片上，尸体被洗过，以现出伤口。半时子弹没有留下整齐的枪眼，它们完全击碎了骨头，射穿喉管，造成胸腔大出血。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点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铅笔尺寸的东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样？”
“血充满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为止。”
“你认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长的时间，约翰？”
“几分钟，”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看看手。”
没有手，只有两根血桩子。
“他们轰掉了她的手，”他指导着，“作为对她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的惩罚。毒贩们总喜欢这样做。这是杀鸡给猴看。”
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 no 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他妈的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