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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得到保释处分，从自己家里来出庭的被告，也都是一个样子。可是，从拘留所押送出来的腰间绑着绳子、手上戴着手铐从人群中走过的村田和彦，却是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健步前进。
“他是在虚张声势，这是作为演员全力以赴所作的最后表演吧。”我最初这样想，但随后马上又被下面的想法所俘虏。
“这也许是件冤案，他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位律师一定会胜利，对自己所犯尸体遗弃罪行的处罚只有接受，但两次杀人和另一次尸体遗弃的罪行是不会加在他身上的。”
十年法庭记者的生活，我想并不是白白流逝的。
人们常说，老练的法官自然的具备一种相面学一般的本领，在被告第一次站到他面前的一刹那，他一眼就可以看穿被告是否有罪，以后是否还要重犯。我也常常有此同感。
但是，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三位法官手里。坐在记者席上的我，即使对裁判抱有异议，也是不允许提出的。
“这种裁判，未免有点霸道。”我嘴里这样嘟哝的时候，里边的门忽然打开，三位身穿黑色法衣的法官走了进来。
全体人员和检察官、辩护律师一齐起立，等待着三位法官就座。和证人宣读宣誓书时一样，这是法庭上必须遵守的神圣的带有几分形式化的仪式。
法官和全体人员先后就座以后，犯人的手铐才被摘了下来，这是对重大案件的被告人格外严厉的待遇。
“现在开始审理被告村田和彦杀人、尸体遗弃的案件。”
整个法庭就像深夜的街道一样，变得鸦雀无声，这是，从窗外隐隐约约的传来了行驶在隅田川里的船舶的汽笛声，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被告人，到前边来。”审判长说道。
村田和彦走到台前。这时，三位法官才初次见到被告。
他们脸上有什么感情变化吗？没有，法官们依然毫无表情。不仅是毫无表情，简直好像是在告诉人们：他就是法律。
“被告人叫什么？”
“村田和彦。”
“艺名叫什么？”
“和本名一样。”
“多大年龄？”
“五十二岁。”
“籍贯呢？”
“奈良县××郡××村无水庄人。”
“现住哪里？”
“东京都世田谷区世田谷二丁目一八三番地。”
“什么职业？”
“从前是演员，现在没有固定职业。”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这是所有审判开头例行的身份询问。
这种公式的询问一结束，村田和彦立刻大声喊叫：“审判长，我冤枉！至少说我两次杀人是冤枉，我向天地神明发誓！”
律师和警卫都惊的晃了晃身子。
“这个，等到回答法官询问的时候再发言。辩护人事先没有告诉被告法庭守则吗？”
百谷川律师站起身来轻轻施礼。
“已经对他说过了。大概是被告想抢先大声疾呼以申诉自己无罪吧。”
“好了。”审判长不高兴的点了点头。
习惯于固定程式和秩序的人，对第三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干扰，都是很介意的。
村田和彦的喊叫，要么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大表演；要么恰恰相反，是他豁出命的血泪控诉。
但是，当时掠过我心头的想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然，在法庭作出什么样的发言，完全是本人的自由，但发言的手续和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即使辩护律师不通知他法庭守则，拘留所的衙役也一定会通知他的。
他敢于无视法庭守则，恐怕是这位律师大胆而巧妙地安排吧。
是否想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公布罪状以前，来个先发制人，以取得心理上的有利地位呢？
想到这里，我感到审判长的话也有其微妙之处。我在这十年当中，类似这样的场面，也遇到过几次，但那都不过是审判长提醒被告人注意而已。像今天这样特意责备他背后的辩护律师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
也许在审判长和律师之间，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暗斗。
不熟悉诉讼手续的一般旁听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但我这是深深感到这次审判是绝对不会草草了事的。
“请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村田和彦回到被告席时，审判长用恢复了平静的声调说。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以捎带沙哑的声调平淡的宣读起诉书。
文章是用法律术语堆砌起来的。这份内容被压缩了的起诉书以外的情况，我事先全都装在脑子里了。
遇到重大的案件，我一定回到报社，查阅一下资料部收集的有关资料。
按人头和按事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的资料，至少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无穷的知识宝库。
即使查不出事件的细枝末节，但报纸上刊登过的一般情况，是没有遗漏的。
把检察官的起诉书原原本本的抄写在这里，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那未免有点太性急了。我想在这里根据我调查的材料对这一案件作一番回顾。当然，我的立场和检察官是一致的。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不经过审判的考验，是任何人也不能下断语的。
第三章
村田和彦是村田忠藏的儿子，一九一二年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大正末年，他们全家迁居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按他的命运，本来是小学毕业就得当个农民。他所以能够读到中学毕业，是因为当时不知是谁发现了他的才能，出钱供他升了中学。
他的父母都只上过小学，连深一点的文章部不会读，说来奇怪，竟生了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儿子，好象是一种突然变异。
村田和彦后来来到东京，进了N大学的艺术系。为他拿学费的笃志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曾对村田说：“自己喜欢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即使很穷，若能一辈子朝着一个目标走到底，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村田和彦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决定。
他从N大学毕业后，进了“末来座”新剧团，五年后剧团解散，他又到日本数得着的“戏曲座”新剧团工作。
一九四一年，在这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应征入伍，又被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战争的激化，号称精锐部队的关东军，一个师、一个旅地被调往南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却一直留在中国东北地区。
幸，是说若是被送到南方去，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幸，是说战争结束时，他被苏军俘虏，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度过了三个冬天。
一九四八年，他被遣返回国。重建的“戏曲座”热情地欢迎了他。但他的演员生活道路，不是平坦的。
开始他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影演员，而且相当受欢迎。但后来慢慢地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当时好象听说过他得了氨基丙苯中毒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记忆有些模糊了，而且我也没把握说那种传言就是实有其事。
总之，从报社的资料看来，他因感到“自己在演剧方面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于一九五〇年退出了舞台生活。但是他仍然继续在剧团当了三年的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演剧这一行还有留恋不舍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他正式退出了剧团，但关于其中的经纬、反复查阅资料室的资料，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正好这时候，负责新剧方面工作的老记者因病休假，代理他的工作的是一个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我也就没特意去拜访那位老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
村田从那以后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买了现在的住宅，又买了一辆半新的自用小轿车。不论怎么说，总算相当不错了。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现在靠什么生活，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搞清楚。据说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当然，这会引起人怀疑的。我看到这样的材料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是否用犯罪的手段，例如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等非法手段搞来的钱呢？
根据起诉书，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和这一案件的第二个被害者东条康子偶然相遇的。
因为康子在战前曾经是“戏曲座”的研究生，若是当时两个人就有较深关系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再见面时也会认识的。
战前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知道，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相当深的关系，恐怕那时已经有肉体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