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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击、忠诚与背叛、好运与恶运、敌对与竞争，错综复杂，变幻莫测。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孙中山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定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决定联合新的盟友——莫斯科新政权领导人，以改变他的运气。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政权刚成立不久，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宣布，苏俄单方面废除历代沙皇与中国及以中国为代价而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和不平等条约。除了1919年7月25日的宣告外，苏俄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正式通知了北京政府。
这一系列友好的声明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苏俄频频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届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绝，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意识到他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响应苏联人的建议。
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要由苏联人来代表。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以把革命推向世界各个角落。
第一个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是斯内弗利特，化名为马林，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并前往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这次见面，孙中山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马林认识到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
1922年1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马林发现国民党很好地组织了这次新型的中国工人运动。
回到莫斯科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以期从内部控制它。这一建议与十月革命后派往中国的另一个苏联代表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该报告赞成与北方军阀发展关系。
1922年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举行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吸收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等经验；而蒋介石则总是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看来，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全部建议。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不懂俄语，也没有人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正是马林和共产国际的另一代表魏金斯基，把各地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召集到一起，于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标志着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魏金斯基都出席了会议。12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毛泽东。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真正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位总书记，但不久他就脱离了中共。
后来李大钊被北京军阀杀害。12个代表中至少有6个脱离了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马林仕途受阻。
最初，中共弱小并力量单薄，基本为共产国际所控制。
1922年8月，马林在与孙中山第二次会晤后，正式建议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尽管中共党内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这一建议还是执行了。孙中山表示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媒”已作成，就差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了。莫斯科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原驻柏林大使越飞来完成这一使命。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建立关系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后，他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
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俄国人1917年得到的。
孙中山和越飞之间达成一个默契，那就是苏联共产党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治局委派能干的鲍罗廷来进行这项工作。正象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革命者一样，鲍罗廷用了假身份，他是个犹太人，出生于立陶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完成了改组任务，从此，国民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半年开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另外，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常务委员会，由五至九人组成，这相当于标准的共产党政治局。
这一系列措施使共产党获益匪浅，尽管它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它开始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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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切，正是蒋在下一个阶段的活动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已决定联俄联共，他计划派他的部下去苏联考察并向他汇报，他选中了蒋介石。
1923年8月5日，蒋在上海与马林商谈了出访安排。9月2日，蒋由三个助手陪同，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首都莫斯科。11月29日他们离开了苏联，并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一行是前去考察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
有关蒋的传记里说，蒋对他在苏联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解释了其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蒋介石表示了对革命的信心，他认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运动，将在两三年内取得成功。他宣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建议共产国际多派些人去考察。
在莫斯科时，他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大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一行参观了彼得格勒的海军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并在克伦斯塔参观了海军基地。没有人谈论两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次叛变。但从当地人和海军人员的态度来看，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会晤了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并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蒋写道：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国民党的一些较为婉转的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也未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蒋失望和不满。蒋试图与苏联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在头一年元月份的《孙越公报》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
但是，只要蒋介石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事实上，正是在苏俄当局的策划下，于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
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著（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斯大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