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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加木大11岁，今年66岁。我身体还很不错，不久前到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考察，那是当年葛洪炼丹之处，我徒步上山又下山，采集了120种药材标本。
我住在广州。加木到我家里，曾经放幻灯给我看。我看到了新疆的楼兰、罗布泊，这些景象在南方是一点也没有看到的。
加木这次在科学考察中失踪了。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会有牺牲。为科学事业而牺牲，重如泰山。过去，为了解放祖国，多少人牺牲了。现在要实现四化，也要有牺牲。彭加木是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牺牲了。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他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进，前赴后继。中国科学院还要搞冰山考察，同样是有很大的危险。
后来的人，要认真进行总结。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不能因为彭加木牺牲了，就被吓住了。年青一代应该完成彭加木未竟之业。
加木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是做完了才吃饭，这与居里夫人很相似。他说，在新疆，买了一个火油炉，饭冷了，就自己热一下吃。
加木这次是对困难估计不足。他自己宣布过考察纪律，不能一个人外出。这次，他是为了节省经费，相信可以找到水井，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一个人出去找水井了。
他的失踪，被劫持的可能性很小，被野兽伤害的可能性也很小，估计是身体不适，倒下去了。
彭加木失踪之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特急电报。华国锋主席非常关心，作了两次批示。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最近两次大规模的搜索，调动部队，调动飞机，都是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批准的。
虽然我已经年逾花甲，如果可能，我仍希望出一点力，参加搜索。加木和我是亲兄弟，他的想法，他的心理活动，我都清楚。我到了现场，我会知道他会往哪里走，可以为搜索提供线索。
我从小与他在一起。虽然后来相聚的时间不多，但是兄弟间总有许多相同之点。来到同样的环境，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的身体状况跟加木差不多。加木能够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能够去。我住在乌鲁木齐，心中不安。我总想到罗布泊，到搜索的现场去。
第二天一早，彭浙又找我长时间地谈话。我劝他先休息一会，他却说：“在这最悲痛的时刻，回忆童年的欢乐，会减轻我的痛苦！”
他应我的要求，详尽地讲述彭家的历史。他说，“现在，加木走了，也就算我知道的彭家的历史多一点。”倘若没有他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写好本书的《童年》一章。
26年之后的2006年，当库木库都克发现干尸的消息传出之后，八十多岁的彭浙的夫人李丽明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彭加木失踪后，社会上很多传言，尤其是其中的叛逃之说，给家人带来很大压力。李丽明说，“现在若找到的真是加木的尸体，谣言不攻自破了，我们心上的疙瘩也解开了”。
◆做科学的“铺路石子”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是那么的忙碌。1980年7月21日，我应《新疆日报》之约，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还连夜赶写了一篇《做科学的“铺路石子”》，宣传彭加木精神。这篇文章后来全文发表于1980年8月5日《新疆日报》：
在新疆科普创作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科技工作者谈到这样的例子：他在写完一篇关于液氨的论文之后，为《新疆日报》写了一篇关于液氨的科普短文。这两篇文章都发表了。那篇论文，只有几位专家读了，没有多大反应。出乎意料，那篇科普短文却赢得许多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从中懂得了液氨与氨水的区别，液氨的原理、优点和使用方法，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件事生动说明了科普工作的作用。有人常以为科普文章“不登大雅之堂”，是“小玩艺儿”，堂堂教授、工程师不屑于写这类“低三下四”的东西，甚至还有人把科技工作者业余从事科普创作是“不务正业”。其实，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堂堂正业，是很值得提倡的工作。任何科学技术，只有通过普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许多着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普工作。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到世界各国作了近百次的科普演讲，通俗解说相对论，还写了许多普及相对论的书籍。华罗庚教授来新疆时，曾多次作过关于优选法的通俗讲演。彭加木同志制作了一套普及植物病毒知识的幻灯，一边在新疆各地考察，一边沿途给群众放映幻灯，亲自解说，进行科普工作。此外，像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林巧稚、苏步青、朱洗等，都不愧为“堂堂科学家”，曾亲笔写下许多科普作品。凡是深知科学的人，同时也都深知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向广大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青少年们今天是科学的客人，明天是科学的主人；今天是科学的后备军，明天是科学的主力军；今天上课堂，明天上战场。只有培养千千万万的科学的登山队员，才能把胜利的旗帜插上科学之巅。
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的文集出版了，他给文集取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龙虫并雕斋文集》。这是因为人们常把科学论文誉为“雕龙工作”，把普及短文贬为“雕虫小技”，而王力教授则力主“龙虫并雕”，他既写洋洋几十万言的学术专着，也写千把字的普及文章。王力教授虽然谈的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普及问题，其实，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科技工作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应当像王力教授那样，来个“龙虫并雕”，既“雕龙”——从事科研，又“雕虫”——从事科普。
彭加木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要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普工作也是“铺路的石子”，铺出一条引导人们走向科学高峰的道路。让更多的同志加入铺路的行列，让科普之花在新疆盛开。
1980年7月21日深夜于乌鲁木齐昆仑宾馆
◆在上海采访彭加木导师和入党介绍人
在新疆度过了紧张的20天采访生涯，我于7月24日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返回上海。
一回到上海，我陷入了新的一轮的忙碌之中。
彭加木是上海的科学家，他的失踪牵动着上海科技界朋友们的心。我应邀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汇报。我也应邀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作了一次同样的报告。
我继续在上海进行采访。
我拜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王应睐教授。他是彭加木的启蒙老师，指导过他写作毕业论文和一系列科学研究；采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天钦教授。他也曾指导过彭加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他共事多年；我特别仔细地访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王芷涯。她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并多年担任彭加木所在支部书记。她非常深入地向我叙述彭加木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品格。
我还前往上海中山医院，访问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她回忆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在谈话中，她五次重复说：“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他会回来的。”当年护理过彭加木的两位护士韩继文和郑幼明，也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前前后后，我采访了彭加木的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达五十多人，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从8月3日起，我闭门写作，以日写万字的速度，赶写《追寻彭加木》（当时书名为《彭加木传奇》）。
到了8月15日，我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彭加木传奇》初稿。
8月16日，我把《彭加木传奇》初稿送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迅速进行编辑、审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审阅之后，热情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新着，认为这是关于彭加木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全面、详尽、如实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1980年10月17日，我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作补充采访并听取她对《彭加木传奇》一书的意见。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审阅意见，我对《彭加木传》作了修改、补充。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了《彭加木传奇》。
与此同时，许多报刊获得我完成《彭加木传奇》，纷纷开始连载、选载。
就在这时，1980年11月11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