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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对组织很忠实。然而，在这段话中，他却在撒谎：他并不是“家庭放得下”，而是家庭正需要他！他的家庭——妻子多病，孩子年幼。
在1955年6月6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成—员——女儿诞生了。当时，正是广东荔枝成熟的季节里，绿叶红果之时，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彭加木给女儿取名“彭荔”。
1956年，当彭加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边疆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四岁，女儿只有几个月，妻子因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这样的家庭，是多么需要丈夫细心照料啊！难道彭加木不喜欢自己的家庭？难道他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铁石之心？难道他是一个不懂天伦之乐的“怪人”？
不，不。彭加木爱自己的家庭，爱妻子，爱子女。
他与夏叔芳相爱，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很爱惜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务，以便让妻子能够休息一下。每天下班的时候，邻居们总是看到彭加木第一个回到家里，动手洗米、烧饭、炒菜，从厨房里常常发出菜刀剁肉的“笃笃”声。当夏叔芳从托儿所把孩子们接回来，彭加木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彭加木也很爱孩子。他是有名的“孩子头”。他有一整套哄孩子的“技术”。正当彭海、彭荔号啕大哭的时候，他做一个鬼脸，很快就使孩子破涕为笑。彭加木什么时候在家，家里就充满笑声。
在科学院建造新宿舍之后，彭加木乔迁了。他住的是三层的小楼房，第一层住两家，第二层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层。他的新居很舒适，有好几个小房间——孩子们有他们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书、写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满欢乐。然而，他却下了很大的决心，跳出小家庭，离开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书桌台灯穿衣镜”，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报名到边疆工作，彭加木说出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北京、上海都是乐园，我也很爱这样的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只有这两个乐园就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设成乐园，我们青年人不去，让谁去呢？……我刚三十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是，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作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为彭加木惋惜，说他“吃亏”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他的学业基础扎实，上海的科研条件又好。当时，他已完成关于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胶原等四篇论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导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的赏识。王应睐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师曹天钦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来。当时，曹天钦正在做大电泳试验，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钦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叹息“电泳走子龙”（子龙即三国名将赵子龙）！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答复：
有人说我“吃亏”了，我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吃亏……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种，一分耕耘终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如果说吃亏，那么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甚至连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没有看到，这不是更吃亏了吗？还有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负了伤，甚至残废了，他们是否吃亏了呢？当然没有，他们都没有说自己吃亏了。至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但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在入党的时候，我就向党宣誓：我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吃亏的问题。
彭加木这些闪闪发光的言语，象征着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愿做铺路石子
叶圣陶先生在1929年，曾写过一篇着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这篇童话描写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却把凿下来的碎石在石像下面作为台子。人们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骄傲起来，看不起垫在下面的小石头。小石头们生气地离开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头。人们就用这些小石头铺路。晴和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了笑脸。小石头们都很高兴，赞美自己道：“我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叶圣陶先生这篇童话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头，与其做那“空虚”的石像而出人头地，倒不如作为平凡的铺路石子造福于人类，一点儿也“不空虚”。
彭加木非常赞赏铺路石子的风格，他愿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
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愿作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风尘仆仆，行程万里。
彭加木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云南生物考察队，来到了西南边疆。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既有寒带植物，也有热带、亚热带植物。云南的“云烟”、洱茶、轴木、红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热带水果，着称于世。在这个“植物王国”中，彭加木结识了云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着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着那浩瀚的森林，对彭加木说，“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
彭加木来到热带森林，仿佛回到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广东槎头。不过，如今他不是来爬树，不是来用弹弓打鸟，却是来开发这座绿色宝库。他在野外考察中总是抢干重活，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下，他笑笑说：“力气用不尽，越干越有劲！”
在昆明，彭加木负责建立生物学家化学实验室，开展对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年秋天，彭加木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科研工作。
新疆，那么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那里有雪山，有绿洲，有沙漠，有盆地。然而，那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彭加木在乌鲁木齐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这种筹建工作，恰如“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那样艰难。做实验没有实验桌，彭加木把那种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就算是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把盛水的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算是“土自来水”……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勇气，亲自帮助建立了新疆分院的第一个实验室。
彭加木来到大戈壁。汽车一边朝前开，他就一边进行考察。他的考察笔记，可以说是整个考察队中记得最详细的。沿途看到什么野生植物、动物，他都一一记入笔记本。
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当然也就没有路。汽车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前进。有时，汽车的轮子陷了下去，彭加木总是第一个跳下汽车帮助推车。车轮向后溅起的沙粒常给彭加木淋了个“沙浴”，甚至连嘴里也满是沙粒。彭加木一边吐着沙粒，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要紧”三个字，差不多成了彭加木的口头禅。
深秋，戈壁滩上的夜晚寒气逼人。清晨，彭加木在帐篷中醒来，别人发觉他的头发都花白了。仔细一看，原来头发上结满冰霜。他毫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太阳一晒，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