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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回京之后，他的对手们一直很怀疑他这次的战果。于是便广派眼线侦察周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没几天宦官和锦衣卫们便刺探到了真情，于是立即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皇帝的罪行。崇祯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当证据摆在眼前时，立刻气得暴跳如雷。要知道，在朱由检的心中，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只有自己哄骗别人，而别人从来没能力欺骗到他。而如今，自己不光被骗了，而且还在朝堂之上说了很多的傻话。盛怒之下，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将他削职回原籍宜兴。
为了防止周延儒再一次东山再起，他的对头在周被削职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弹劾，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所作所为进行揭发检举。眼见臣子们对周的指控越来越具体、详实，朱由检的怒火彻底被燃起了，于是他下诏逮捕周延儒，勒令其居住在城外一古庙中，等候发落。
第42节：奈何江山唱晚（42）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崇祯下旨，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审议周延儒罪状。刑部尚书张忻、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客观分析了周延儒复出后的功过是非，认为周延儒罪不致死，建议皇帝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从宽发落。而大理寺卿凌义渠则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周延儒的罪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擅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
仔细地倾听了大臣们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之后，朱由检心中感慨万千，虽然自己从来不愿承认用人的失败，但如今的帝国却在自己手中风雨飘摇，周延儒一案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所带来的后续效果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此时的朱由检已经没有机会再吸取教训，改善帝国了，此时距离他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朱由检下令周延儒自裁，并由锦衣卫头领骆养性到古庙中宣旨执行。一代奸相至此走完了自己风波诡异的一生！
第三卷 辽东军政要略和女真之复兴
事实上，我们回顾明朝的灭亡，有一个人的死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就是袁崇焕。有关他的死，历史上的说法比较统一，那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那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所谓反间计，它的功效未必就真的有那么大，袁崇焕的悲惨命运其实更多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和朱由检的多疑猜忌。
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智慧的文人将领，袁崇焕的存在使辽东防线始终固若金汤。但他极强的个人性格，也为他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要知道他面临的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刻薄和多疑的朱由检，在朱由检看来，所有人都不可靠，他唯一不怀疑的人就是自己，所以一旦他觉得谁要谋反的话，就一定会痛下杀手，在这一点上他对魏忠贤一样，对袁崇焕也是一样。而在袁崇焕的内心深处，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的命运到底为什么如此坎坷？当他走上刑场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所扼守的辽东仍然是元首最为担心的地方，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许会让他在临死之前审视自己的国家。他也明白在辽阔的东北大地，虎视眈眈的后金民族到底有多么可怕，但他不明白的是，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糟糕，他更不能预想在他去世后若干年，局势又会变得如何，他当年的一个小小部将吴三桂又会做出怎样一番影响民族进程的大手笔。
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自缢而亡，他的死代表着最后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土崩瓦解，而推倒他的却正是他口中一直热爱、怜惜着的子民。他到最后也没真正地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发过那么多《罪己诏》，一直向自己的臣民表白着、叹息着，但最后他还是被这些他所“关爱”的百姓送上了黄泉路。
崇祯之死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他刚愎自用、刻薄贪婪的性格导致帝国的政治结构始终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同时也导致了经济上的一溃千里。在他统治的时期，大部分官员都成为其政治多动的牺牲品，也正是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间，帝国的内部矛盾极大地消耗着国家的生命力，李自成最终能攻入北京，便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将朱由检赶下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同样也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三月二十日他进入北京开始，小农意识和吃大户心理便主宰了他及其部属的内心世界。在胜利并未彻底完成的时候，李自成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迅速在整个京城开展起了气势磅礴的追赃活动，王公大臣、宦官外戚中的绝大多数都因此家破人亡。而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吃大户运动中，辽东守将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和其家人也被李自成关进了大牢。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吴三桂立刻勃然大怒，决意起兵反抗。
吴三桂的反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兵力不足，为了能够彻底击溃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他采取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策略，那就是引关外清兵入关。在吴三桂的策应下，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进而南征北战，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一大业。
第43节：奈何江山唱晚（43）
如果单从清军入关这件事来看，似乎事出突然，甚至有些偶然，因为这赖于李自成错误的施政方针和吴三桂的破罐子破摔。但如果从清帝国崛起的过程来论，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导致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最大外因。平心而论，明朝灭亡，除了内部的腐朽之外，在外交上也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公元1368年，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之后，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抗击元朝统治的义军领袖，朱元璋从建立政权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朱元璋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又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一管理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这种确定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明帝国对东北诸地的统治权。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是为永乐帝。和他的老子一样，朱棣也非常重视东北边陲的治理。永乐七年，朱棣在黑龙江特林地区又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朱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同时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同时为了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明政府对蒙古、女真的主要少数民族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策上，明政府“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这种做法起到了拉拢少数民族贵族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落首领之间因官职封赏不同结下了较深的矛盾。
朱元璋和朱棣去世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元首，明朝的内政逐步溃乱，官场腐败始终无法根治，这种腐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特别是到了后期，大量金钱囤积于贵族、大臣、地主、巨贾之手，而帝国国库却干净得如同乞丐的行囊。在这种情况下，辽东防御部队的军费已经成了一个要命的开支，想要对后金政权形成进攻态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与明帝国一代不如一代的加速腐朽不同，女真人在经历了元朝时期的低迷之后，到万历年间的时候，他们的元气已经得到恢复。在草木丰茂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又形成了三个庞大的部落：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在这三个大的部落中又形成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当然，与祖先们曾经的辉煌不同，此时的女真人受汉族王朝的分封，担任大明帝国的官员。面对女真人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们并未有足够的认识，作为辽东军事最高长官的李成梁虽曾数次取得了战略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未持续太久，也没有对女真人的战斗力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凭借不足百人之众，开始了自己的王者之战，他和部属如狂风般席卷关东草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全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从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