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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６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
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
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
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
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饭桌上，话题一直就是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心中都在嘀咕：张国焘今天的请客肯定还有重要的话在后头。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最后，张国焘决定分别拨１个团给聂荣臻和彭德怀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共有１０００人左右。
饭后，聂荣臻和彭德怀走出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没有直接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却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再往下的话他却没有说，此刻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问号在大脑里四处打转转。
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
聂荣臻低着头，思考着。
张国焘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朱德提醒张国焘，说道：“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１０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１０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打不得！”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１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前伸向两河口以北６４公里的卓克基。他们翻越夹金山从懋功出发后，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６月２４日，前卫红６团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４５６４米高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６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在喊话无效后，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之久。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７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３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还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
“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６团及其跟进的红４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的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２５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１９２８年冬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０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６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军第４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４个师近２万人，全区人口近２５０万人。
但是，自１９３１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