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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电话记录稿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查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第一部分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