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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他们的恶梦延长。他们沮丧的表情和呆滞的眼神告诉他“他们初来时所抱的理想早已破灭了。为不信任不值得的东西去奋斗去死是一件痛苦和无意义的事。于是他说：”你们走吧！回去以后好好过。“那一对知青惊呆了，他们原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的。他们连夜走了，后来辗转回到内地，他们一直无法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和那个年轻的中国军官。
知青们一个个走了。那时侯缅共的组织已经很松散，不再管这些知青了。有些人甚至是阿潮劝他们走的。他不知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只是处于善良的本性，他不愿意看到他们在悲观和痛苦中浪费生命，也许回去以后他们会开始崭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但阿潮自己却不会走，他一旦认定就不会轻易放弃，不管成功与失败，奋斗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阿潮坚信所从事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变一切。
然而事实变的越来越无法挽回，因为军饷发不下去，士兵甚至连吃的都得自己去找，战斗力不断削弱，而党内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越来越腐化，不少人克扣军饷，有人做黑市买卖。
阿潮曾被军官们称为“怪人”，因他从来没沾过一个女人。他们不能理解他那样年轻，而生活又这样单调，他怎么会不需要女人。阿潮也曾想过，在某些寂寞的没有战事的夜晚，也曾希望有女性温存的爱抚和慰籍，但他又总是微笑摇头，这是什么时候，竟然想这些？爱情、妻子，那是胜利以后的事了，也许还很遥远呢。他看重感情，他尊重任何一个女子。在那种环境中，任何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都会把握不住自己。一次，一个恶作剧的军官把一个文工团的女演员带到阿潮的屋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中国姑娘，她是从内地逃出国境的，但她绝没有想到那夜那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没碰她一下，只是问她家在哪里，怎么出来的，叫什么名字。渐渐的，她跟他说了很多，到缅甸以来，她从没跟一个人谈过这么多心里话，最后他劝她不要在军队当文工团员了，，最好还是回国另寻出路，还给了她一些钱，并且抱歉的说，自己钱也不多。后来她真的回国了，结婚生子，她常常对丈夫说起那个不知到姓名的中国军官。
阿潮是那种自控能力极强的人，但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在犹豫徘徊，甚至开始怀疑。七八年了，打过无数次的仗，帮过无数的人，然而一切并未改变，甚至越来越糟，周围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啊：士兵悲观厌战，将领贪杯好色。阿潮悲哀地发现自己毕竟不是丹柯，不是救世主，个人的力量在一场战争中是多么渺小！然而放弃吗？不，他仍然对未来寄予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挫折在所难免，以后，也许会有所改变。
可是，不会有以后了。
一切都结束得那么突然。一次行军途中，他带领一个连到军部去，那时并无战事，天气晴和温暖。可是，一颗子弹从阴暗的角落飞出来，打中了他的后脑，他来不及叫出一声，就沉重地倒在一片撒满野花的草地上，鲜血留过他苍白的面颊，点点滴滴洒在花丛中。那是1975年，他25岁。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那一枪是谁打的，是政府军的刺客？是缅共中的叛徒？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热带雨林中有躲也躲不完的黑枪，前线浴血奋战八年，阿潮凭着他的机智与运气，竟没负过一次伤，可这次，他却没有躲过去。
于是在丛林的开阔地上，立起一块高高的墓碑，那是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葬礼，一个中国年轻人作为缅共的高级将领，以缅甸最隆重的方式安葬了。他脸上的神情安详略微带着点惊愕。他的信仰、他的未竟的事业，他的纯洁的躯体和他未被任何肮脏玷污的高尚心灵终于被一堆黄土淹没。
他的墓边开满了花，有人精心地护理，墓碑前也常有一束束鲜花，他的士兵，他帮助过的人们经常来看他。
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在急速地变化。1989年缅共最终分裂解散。叛变的士兵们怀着仇视一切的情绪，四处打击迫害原缅共领导人，他的墓被铲平了，他的碑被推倒了。
认识他的知青们都回城了，爱戴他的老兵有的死了，有的回家乡了，他的墓前再也没有人来。
荒草长起来了，这片开阔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标记，他的故事也将被人们逐渐遗忘。
●活下来的，不同的结局……
在同缅甸仅一江之隔的××县，边民们经常在街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有着不同于当地人的保养得很好的白净的皮肤，却操着同当地人一样地道的云南方言。有时他背着一个破旧的鹿皮旅行包整日在街上闲逛，微笑地同旁人打招呼；有时候挽着一个年轻丰腴的漂亮女人同入同出；还有的时候，他忽然几个月不见踪影，然后又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汇集了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各类人物，明里暗里做着各种交易的边境小镇上，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在做什么，他的凝固的笑容同他手上那枚厚重的纯金戒指一样，闪烁着诡秘的光。
他确是一个生意人。人们也许想不到，他背的鹿皮包里都是一叠一叠像书一样厚的印着四个人头的人民币。在背人的阴暗角落，会有早已约好的人等他，然后他掏出包里的钱，换成一捆一捆的卢比，有时接到七八十万的大宗生意，他一次就可以赚上七八万卢比。80年代，许多中国人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手指掠过崭新的钞票，发出诱人的“沙沙”声，他的唇边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的精明的脑袋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梦境，但又时常诧异于命运的阴错阳差。枪声、革命、号角、宣誓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了，那些所谓的战友或者至今仍沐血战场，或者正在辗转回城，衣食无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年那个白皙文弱的“小上海”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夜巨富。
他也曾是那群热血沸腾的知青中的一个。他家在上海，父母大概希望独子出人头地，生当做人杰，所以取名为“杰”。阿杰却偏偏生不逢时，因父母是资本家，他也连带遭殃，学校里没人理他，连红卫兵也没资格当。“五。七”指示后，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涌动，他痛下决心，和家庭断绝了关系，自愿到条件最艰苦的云南去插队。18岁，已经饱受冷眼，所以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政治生命就是人的一切。
农场的知青们对这个“小上海”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是那种绝不引人注目也绝不惹人讨厌的人。他总是谦卑温和地对所有人笑，从不与人争吵，干活也挺卖劲，政治学习表决心的时候常常声泪俱下，有上海的亲戚给他寄来东西，他总要把糖果和点心不厌其烦地分送给连长、指导员和其他知青。可是评“优秀学员”、“模范战士”的时候从没他的份。他的一切恭顺和努力也抵不住一句话：出身不好。
1970年，阿杰离开农场参加了缅共。走之前他犹豫很久。他不想否认自己怕死，可在日渐冷清的农场同样没有出路，尤其是出身问题像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还是走吧，凭着自己的机灵，也许真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呢。政治与革命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他已不再单纯。
然而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战争中的幸运儿毕竟太少，尤其是在这样一场把人拖的筋疲力尽的战争中。他在一个营部做秘书，一做就是十年。
他依然挂着人人喜欢的谦恭的笑脸。当时缅共官兵情绪很对立，他处在夹缝中却游刃有余，面对情绪沮丧的士兵，他不失时机地大加抚慰，深表同情；和上司在一起，则把他的克扣军饷、黑市买卖瞒得滴水不漏。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多年未被提升，直到有一次营长对别人泄露了秘密：“我实在舍不得提升他，他走了我就再找不到这么好的秘书了。”但有时候他又庆幸自己。虽然他没有值得炫耀的战斗经历，但他也从没有死的危险，在战火侵袭不到的营部里，他可以顿顿吃饱，还能吃到缅甸特产的大虾和螃蟹，有干燥暖和的床，没有震耳的炮声惊醒好梦。可是那些打了十几年仗的士兵呢？吃的是树林中的野果和根茎，是蛇是蜥蜴和青蛙，他们衣不遮体像野兽一样整年奔逃在暗无天日的丛林里，睡在潮湿的泥坑中，身上长满绿苔，感染着热带雨林中各种可怕的恶疾；他们死了，连墓碑也留不下，更留不下名字，甚至找不到尸骨。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英雄吗？当他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