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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鬉经》与《大般涅槃经》都讲如来藏，而且如来藏也都可称作佛性，但二经还是有区别的。《胜鬘经》是从众生心性来讲如来藏佛性，由于如来藏就是空性智，其中潜藏无边佛法功德（具有将无边烦恼法见其无性，当体翻转成清净的功德法的可能性），故其自身就有一种内在的涌动力，众生确信自身有如来藏心，而起“随顺法智”，经过五种巧便观察，就能信证“自性清净藏心而有染”，并最终以自性清净心所本具的空性智，顿断烦恼（观烦恼性空，不空而空），获证不思议如来境界。后来的《大乘起信论》就明确地说如来藏心就是本觉，本觉能熏无明，产生诸种解脱力，最终本觉显现，获证涅槃。很显然，《胜鬘经》是从主体心性成佛之性能（能力）来讲如来藏。而《大般涅槃经》则是从佛界被烦恼覆藏来讲如来藏、佛性。佛性的原语主要是“buddfadga^tu”，直译就是“佛界”。“界”的原意是领域，佛界就是佛所觉悟的世界，或佛所成就的世界。所以佛界与真实世界、法性、真如为同义词，也可称作佛体性、体段。因此，《大般涅槃经》中所讲的如来藏就是指佛界，或佛之体性、体段，而不是从主体成佛之性能（能力）来讲如来藏。
但是，从《胜鬘经》与《大般涅槃经》对佛果位的如来法身的理解来看，又有相同之处，因为二经都把如来法身当成超越时空、具有无边法力的神圣世尊。但是，由于对如来藏的理解不同，在表面上相似情况下，二经还蕴藏着理论上的差异。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胜鬉经》所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乃是一种主体性本体，这种本体并不是静态的本体，而是动态的本体，心性与宇宙是一体的，圣者证显了自身的清净心的过程，也就是如来藏空性智见烦恼无性而彰显宇宙存在真性的过程。在如来藏空性智的映现下，宇宙一切法（包括烦恼恶法）都因其无性而获得清净的存在（无量无边的佛法功德）。也就是说，在如来藏智的映现下，圣者证得了宇宙大全，与宇宙大全同一，而这也就是心性本体的展现，也是圣者追求的最终解脱境界——涅槃。《大般涅槃经》把如来藏理解成佛界，或者佛之体性、体段，或者说就是宇宙大全，它本身不具主动性、能动性的含义（成佛之性能、能力）。众生本来就被佛界所涵摄，本来就生存于佛界，只是由于烦恼丛生而处在隐伏的状态。众生若经过后天的佛法修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断尽烦恼，方能明见宇宙真性（宇宙真性、宇宙大全）而成就佛果，证得涅槃。这样看来，《胜鬘经》与《大般涅槃经》由于对如来藏的不同理解，而造成二者证显宇宙真性（或宇宙大全）的人路上的不同。笔者认为，《大般涅槃经》虽然对如来法身作人格化神圣世尊的理解，但就作为宇宙本体来说，如来法身仍属于客观性宇宙本体（因为，没有从主体心性来定义绝对真实性，其客观性表现为客观精神）。在涅槃问题上，《大般涅槃经》仍是以客观绝对真性为主，将主体收摄于宇宙的绝对真性，以主体消除妄念分别的活动中，与一切法消融于绝对真实界（宇宙大全）为涅槃。在这一点上，《大般涅槃经》与中观、唯识学是相同的，而与从主体心性的进路来证显宇宙真性（宇宙大全），从主体的构造来说明涅槃境界的升进之道的《胜鬓经》在思想理路上是不同的。
但作为大乘经典，《胜鬘经》以如来藏心性本净为基础，追求与宇宙大全的合一，并主张在世间证得涅槃，与中观、唯识学以及《大般涅槃经》又有着共同之处。《胜鬉经》的关于涅槃的学说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虽然它在印度佛教中影响不大，但对中国佛教的影响甚为深远。中国佛教中的《大乘起信论》就宣扬众生皆有如来藏本觉真心，真如心与无明互熏，由生灭门人真如门就可证得涅槃，显然就是直接受到《胜鬓经》的影响。而以《大乘起信论》为理论来源的隋唐时期的华严宗，宣扬一真心法界大涅槃，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观，无疑也深受《胜鬓经》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思想的影响。
第三编 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涅槃学说
导 言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人中国，经历了一个与中国文化相互碰障与融合的过程。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佛教自然是一个外来的异域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与成长，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民众世俗生活接受的基础上。理论在一个民族中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民族的需要的程度。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不同时代人们的需要而不断地改变自身理论形态的过程，直到最终摆脱中国文化的依附地位，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形式的中国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人从接触佛教，到吸收、消化佛教的时期。对佛教的涅槃概念，此一时期的佛教学者起初是以中国固有的观念简单地比附这一外来思想，比如安世高、康生会主张养身成神谓涅槃，支谦则以证体达本、体道虚无为涅槃。而此一时期的佛教经典的翻译，则直接将泥洹（即涅槃）译作无为，这显然是以老庄无为观念来比附佛教涅槃概念。汉魏之际，玄学思潮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所以佛教涅槃观又受玄学影响成为玄学圣人境界的代名词。此后，佛教涅槃问题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学者关注的最重要理论问题之一。高僧慧远、僧肇、道生等，对涅槃问题都作过系统的理论探讨。当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各人的心理气质、学术经历等等的不同，造成他们对涅槃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慧远深受中国传统哲学中神明不灭说的影响，同时又传承道安般若学，习学印度佛教一切有部与小乘禅法，所以他的涅槃思想是综合上述多种学说影响的结果。僧肇早年熟读老庄，志好玄旨，每以老庄为心要，后又师事罗什，精于般若性空之学，所以他的涅槃思想又是融会般若性空与老庄之学的结果。道生早年习佛教一切有部教义，后从罗什习学般若，最后又接触《大般涅槃经》，而大力提倡涅槃妙有之说。他的涅槃思想，较之慧远、僧肇更接近于印度佛教原义，但他的中国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使得他对涅槃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哲学影响的烙印。总的来说，慧远、僧肇与道生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去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出于自身对佛教的理解，对涅槃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痕迹。本编以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学者的涅槃思想作为论述的对象，试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涅槃概念作一个总体性的认识，从中找出佛教涅槃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发展轨迹，以及佛教涅槃观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解脱观之间差异及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早期的中国佛教涅槃观，纯粹出于对异域文化的简单比附，没有创造性，不具系统性，所以略而不述。
第九章 慧远冥神绝境的涅槃学说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说：“魏晋佛学有三变，一正始玄风飙起，《般若》、《方等》因颇契合而极见流行，……二安公晚年译经，已具三藏，多为厨宾一切有部之学。安公没后，其弟子庐山慧远，继其师业，亦曾兼弘一切有部《毗昙》，颇为一时所从风，……三在远公晚年罗什至长安，既精译《般若》、《方等》，又广传龙树提婆之学。”可见，慧远之学在魏晋佛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继六家七宗般若学之后，中国佛学史上又一个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历史意义的佛教学说。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生于公元334年，死于公元416年，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界领袖。慧远的一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家前遍阅儒、道经典；第二阶段是跟随道安习学般若学．；第三阶段是隐居庐山，接触到一切有部之学，并结莲社倡导净土信仰，这是他佛学思想成熟时期。
慧远的佛学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他既传承道安般若之学，又接受一切有部之学与小乘禅法，同时又将中国传统中儒、道学说纳入他的佛学体系。慧远的佛学理论，着重发挥法性实有、三世报应和神不灭的理沦，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较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