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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他的中文名字是梁启超之于梁思成教授送的。费氏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三十年代费正清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哈佛大学创设了中国研究一课。一九五五年起担任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直到一九七九年退休。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曾两度重访中国。这位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我见到时他已七十六岁。他精神奕奕，口若悬河，谈锋机智幽默，一点没有权威的架子，特别爱和年轻人交谈。费教授同我谈到三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很好地解决土地改革问题。日本侵华战争更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邓小平及其同事正在做应该做的事，但是现代化理论在物质方面强而在文化方面弱。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吸收的西方技术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好。历史可以是负担，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障碍。他说，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经济特区的出现正在使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如果个人自由在中国不能得到更大的机会，现代化的实现则可能成问题。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分中文部、日文部、朝鲜文部、满蒙藏文和西文部。以中文藏书最丰，有古典、宗教、美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类图书近四十万册；还有三千多种主要的中文专业杂志、学术刊物、大学学报和普通杂志，一百几十种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出版的中文报纸。燕京图书馆珍藏着宋版的扬雄《法言》和明《永乐大典》的部分原槁。从三十年代的《故宫周刊》到我小时候订阅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到傅雷的名译仁勺翰·克利斯朵夫》，收罗齐全；此外还搜集了七百多种“文革”期内出版的红卫兵报纸。燕京图书馆跟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一样，学生可以进入书库自由翻阅。看到那么多心爱的书，我仿佛见到了老朋友，常常会在那里呆上一个下午，乐不思返。有些美妙的东西，没有相当的寂寞就不能充分地享受。每次离开图书馆时我总留心一下门口的布告栏。上面经常有与中国有关的电影、演剧、讲座、聚会的通知。
①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1920年到中国讲学，颇得好评。他在政治上极端注重个人作用，在哲学上主张新实在论，提倡科学方法与逻辑分析。与怀特海合著之《数学原理》是二十世纪划时代的逻辑学巨著。
十一 国策论
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 ——伯克
一九八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了。虽然美国不庆祝这一节日，我班教室里却有着一种异样的节日气氛。墙上贴着斧头和镰刀的宣传画，久违的列宁像挂在教室正中。
原来经理学院有二十来个一年级同学利用春假访问了苏联，他们访苏的目的和我去华府的目的不消说是两码事。他们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里加等地，参观了百事可乐公司在苏联的工厂，一家白兰地酒厂，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苏联政府的经济部门。还会见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发现苏联到处有排队现象，商品质量差，供应紧张，机械化程度低，外币黑市活跃。美国大使馆代办告诉他们，由于多年来的宣传配合秘密警察的镇压，苏联目前的政权非常稳定。
这些同学去苏联的一个侧面原因是，经理学院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很少。关于苏联的实例一个也没有。尽管苏联和美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苏联资源丰富，领土广阔，地跨欧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市场。苏联是美国粮食最大的主顾之一。有的同学提出：正因为苏联是一个封闭社会，信息交流困难，所以更需要设法了解他们。例如为什么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推行了几十年还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七十年仍比“日薄西山”的美国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些什么实绩和影响？苏联工会有什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内容如何？等等。
一年级的“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一课综合了经济、政治、历史、金融、法律、商业政策等学科的知识，研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不仅有美国，也有西欧、中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的实例。时间范围上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下至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
教师要我们从总统助理。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外贸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国的国策。由于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我们既能比较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几个国家的国策，又能纵观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策。
这门课程从经济实绩、历史环境和国家战略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各大国的国策。
经济实绩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否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经济实绩的内容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生产值、就业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顺逆差、外汇储备量等。将两个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实绩相比较，又对照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得出的结论是颇有启发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绩受到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府体制、工商金融组织、劳工素质、文化水平是重要的内在因素。政治结盟、贸易协定、国际经济组织、货币汇兑率、相对的实力地位，是重要的外在因素。
然而，对国民经济发生最大作用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政策制定者的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每个国家无不希望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这个国家制定怎样的经济建设计划，采取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政治上是追求民主还是实行独裁？发展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还是靠行政命令？对外是开放交流还是闭关自守？一个政府的官样文章可能与其实际行动背道而驰的。
此外，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门课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日本的国策。
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短时期内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工业先进国，它的经济奇迹震动了美国。哈佛经理学院有关日本的实例占很大的比重，特别反映在这门国际政治经济课上。我们发现，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抛弃了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日本当权者认识到日本有一亿人口，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发挥所谓比较优势，即发展劳工密集的工业的话，日本将永远摆脱不了亚洲型的萧条和贫穷。如果把技术、资本和熟练劳工动员起来，有选择地发展某些工业，那么日本就能力自己创造竞争优势。唯一的道路是重视人才、发展科技。日本决定优先发展钢铁、炼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电脑和机器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初一看，这似乎违反了经济学常理，但从长远上看，这些恰恰是需求量大，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能迅速提高，生产成本能不断降低的工业。要把日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欧美的标准，非得有这类工业不可。
尽管日本在科技发明上迄今相当有限，但在应用科技发明的成果上却很成功。例如半导体本是美国的发明，但新力公司把它应用到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产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成功。现代企业管理、质量控制、顾客至上本来是从美国学来的，日本却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美国。日本的电子、机床、机器人工业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造成的。蕞尔岛国的地理因素造成日本人一切喜欢小巧轻便的心理，这种心理促进日本的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日本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但是领先的领域正是适应社会心理环境需要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经济崩溃，但是明治维新为日本教育打下的基础，并没有瓦解。由于和西方先进工业国隔绝了十多年，日本的生产手段完全过时，因祸得福的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用担心国防了。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展，视日本为战略要地，主观上希望日本经济强大，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制度、企业结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接待了数以百计的日本考察团，对于日本的只出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