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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管理决策过程较慢，研究问题比较彻底，分析较多，但冒险精神不够。亚洲企业较有决断性，但决策过程信息不足，分析不足，冒险精神似乎过多了一些。还有，西方比较着重书面文字，要求合同法律的严格性较高。中国人则着重人际关系，合同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起点，更重要的东西并不在文字上。
“我为一家著名的香港贸易公司担任过一个咨询项目的负责人。每次我将报告传真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时，他总是在几小时之内就亲自答复我。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公司得事先安排时间让我们去作正式报告，然后公司内部再开会，层层决策。我们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企业反应迅速，直截了当，并不重视理论分析而只看实效如何。
“在美国，我们的客户是大公司的经理，他们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白人，属中上阶层。他们上过大学，衣冠楚楚，谨慎保守，害怕风险。我们亚洲的客户则多是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是最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不怕风险，善于谈判，极重视个人关系。中国人的企业所有者一般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企业经理未必是股东，所以美国企业有如何使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号称太平洋世纪。的确，下一世纪亚洲的经济力量会变得更重要，但是不会凌驾全球。先进技术和社会进步仍主要来自西方。相反，疾病、环境污染、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乏、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法制不足、失业等等问题如下加以解决，势将阻碍亚洲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维护法治，坚持市场经济，以在世界上竞争。
“香港社会看重的是短期利润，有一种赤裸课的贪婪作动力，是一个自我膨胀的经济实体、但是，它缺乏某种道德价值的核心，某种社区感。“香港1997年回到祖国的怀抱当然值得庆祝。中国肯定希望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但今后一两年内可能有一段不稳定的时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的决策过程还不明朗，有些基本建设项目、房地产建设项目、电信项目需要政府批准。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变香港政府的既有决定，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司法是否真正独立，私有财产的保护、长期性经济项目的决策如何，合同双方有争议时解决程序如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尚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法治和人治中，人治的成分越多就越不稳定。香港是殖民统治，一向没有民主选举。我想，一般香港民众对法治的透明和经济自由要比对民主改革更为关心。
“我父亲刘遐龄是湖南人，出身农家，兄弟十一人中他是唯一念过大学的。父亲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华日报）的特派员和特约政治记者，并为《中央日报）撰写过专栏。后来是美国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现已退休。母亲是上海人，出身银行家族，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家五十年代末移民美国。
“我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相当反对中共政权。这也难怪，因为他的亲友中有不少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镇压。我一九九○年第一次去国内时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背景受到歧视，结果发现台湾同胞受到特别优遇。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阻碍中国大陆欢迎台胞投资。这种讲究实际的态度使我吃惊。“去年（一九九五年）我们一家去了湖南，我们还有亲友在那儿。父亲的家乡变化很大，但仍很落后，交通也极糟，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我发觉中国城乡差别大得惊人。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使父亲非常感动。我想，那是父亲生平最幸福的时刻。
“八十年代初我去过台湾，那里的人有礼貌，人情味足。八十年代末，我又去台湾，发现人人关心的就是钱，是物质享受，是炫耀财富。现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末的台湾。中国落后了人家几十年，许多人求富心切，我不以为怪。我只怕他们会失去一些传统的美德，诸如孝敬老人、中庸之道、重视教育等等。
“据说，中国有许多青年人不想上大学，都想赚钱，想炒股票。赚钱可以，希望不要以丢弃传统的美德为代价。”
迈克尔·贾尼尼
波士顿东北大学管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马里奥特国际公司副总裁。现住马里兰州。已婚，有三子一女。爱打太极拳。
“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我十二岁时就开始打工，因为家庭经济不好。三年以后，家里经济好转，我决定独立生活。父母答应了我，条件是我不惹麻烦，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于是十五岁时我就在外面租了一套公寓，边读高中边打工，每天工作六小时，周末也工作。
“我学习得很努力，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我在工作经验方面跑在别人前头。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如果我不必打工，如果我有时间参加各种课余活动，我个人的发展是不是会更充实更全面一些呢？说不定我会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当时在责任和自我发展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前者。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最大最老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担任总经理。哈佛经理学院毕业后，我进入马里奥特连锁旅馆公司工作。马里奥特公司有一个经理人员的培训班，学员从最底层做起，尽管我已经有工作经验，而且有哈佛的学位，我的第一个岗位却是大厅服务员，替人提行李。第一年我轮流做了二十个不同的工种，对旅馆业务的各个方面都有了第一手了解。培训结束后我先被提升为缅因州波特兰市马里奥特旅馆的总经理。在我两年多的任内，这家旅馆的服务质量和员工满意程度每年都是公司第一。我又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负责管理公司属下的三百家旅馆。后来我的责任扩大到全美五个地区，属下有九万名员工。我担任公司企业规划、战略设计方面的决策、制定营业收入的目标、利润指数、顾客满意的指标等工作。
“我的工作是总经理性质，哈佛教的就是总经理的艺术，所以我在哈佛学的东西很管用。
“我的管理哲学很简单：如果我们照顾好公司的员工，他们就会照顾好公司的客人。马里奥特旅馆固然有豪华的设施：高尔夫球场、海滩、宴会厅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这方面我们花了许多资金和精力。我相信这跟我们的高质量服务有关。美国还有比马里奥特更豪华的旅馆，但客人就是喜欢我们。我们旅馆的市场占有率为全美之最。
“马里奥特旅馆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他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在美国这很不寻常，因为一般美国人都认为服务性行业低人一等。美国立国的基础是独立。成功、地位、金钱受到尊重。但是马里奥特公司的创始人一开始就认定服务性行业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其次，我们公司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传统。不论是洗碗碟，整理房间，还是管理整个旅馆，总有改进的余地。“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工作时，远离公司总部，有很大的自主权。我研究了一下马里奥特传统的操作方法、管理程序之后，觉得可以进一步加以改进。虽然这些程序、方式、方法已有多年成功的经验，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重组了管理班子，将十九个高级管理职位精简到八个，撤掉了一些岗位，改变了管理方式。我让各个部门的主管直接参与旅馆的管理，而不是成天呆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又让经理人员直接与客人接触，在实地担任领导，不在办公室里搞分析。一年以后，我们旅馆的利润和营业收入都大大提高，由第三者所作的独立调查表明，顾客满意的程度我们旅馆是全公司第一。“公司总裁比尔·马里奥特注意到我们的业绩，他亲自访问了我们。我告诉他我摒弃了公司的一些传统作法，采用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会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安全操作程序也作了改变，现在，每个经理人员负有更大的责任。
“比尔·马里奥特的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他本人干这行也已经有三十五年的经验。要他把过去的老一套经验丢掉，接受新变化，欢迎新变化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感到很兴奋，马上把我调到公司总部，让我在整个公司推行这些革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