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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3年——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剧烈，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俄罗斯，一批新的革命家，即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比贵族革命者更加宏大的声势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即将揭开。
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自己特殊的考虑。他不是从眼前的事变着手，而是面向过去。他注意到了 1812年战争中举国上下反抗侵略的爱国激情，认为这才是俄罗斯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最能表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因此他转向了关于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题材，企图从历史上去探索决定民族和国家前途的社会力量是什么。但是克里木战争惨败的事实还摆在面前，俄国人民对此还记忆犹新，民族情绪空前低落。作家认为应当激发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觉醒起来。
然而作家又考虑到：“如果只描写我们与波拿巴法兰西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不先写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屈辱，那我觉得问心有愧。”“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代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所以他经过反复酝酿，让“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了一八○五年、一八○七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
虽然作家事实上只写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运动前夕，但是这部取材于历史，充分反映了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面貌的小说，仍然可以说是以表现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的一部宏伟的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在酝酿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的有关1812年卫国战争的历史资料，据今所知，他所收集的有关1812年前后事件的各种书籍、报刊达七十四种以上，其中除了相当数量的官方正统历史著作以外，大多数是当时各种大小人物的传记、回忆录、书信、手稿等所谓的“稗官野史”。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愿以二千卢布之高价收购全套《莫斯科消息报》及其附刊。”
一些今天仍然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作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他为了弄清当时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折磨威列夏金的事件，前往疯人院请教一位曾目睹事件发生经过的老人。他乘驿一国两制前往鲍罗金诺战役遗址，了解当年俄、法军队设防的位置。
通过实地调查，与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老农民谈心，查阅档案史料，托尔斯泰从而得出了与官方历史著作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证实说，沙皇周围的任何一个将领，甚至亚历山大一世本人，都不是俄罗斯的救星，人民才是1812年的英雄，才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力量。战争的胜败不是决定于帝王将帅，而是“决定于军队中喊‘败了’或者喊‘鸣啦’的人”。卫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这是“人民的战争”、“民族的战争”。所以，这部作品是描写人民的英雄史诗。
《战争与和平》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写1805年的申格拉本战役，战争是在国外进行，战争的性质还说不上是正义的，普通士兵也说不清这场战斗的目的和意义，俄军遭到了失败。同时还描写了18O5年到1807年贵族庄园的和平生活，通过贵族家庭的晚会和命名日的活动引出了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家庭的主要人物。
第二卷写1807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这次战役失败后到1812年卫国战争前夕这段时期贵族庄园的生活。
第三卷写 1812年法军进攻俄国，俄军在鲍罗金诺展开保卫莫斯科的决战。在这场会战中，俄、法双方都伤亡惨重。俄军虽然损失惨重，却威仪未减，在元帅库图佐夫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撤离了莫斯科，人民积极响应，实行坚壁清野。结果，法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它的全部给养无法就地取得，只得千里迢迢从本国运来，几十万法军就这样在天寒地冻的俄国境内被拖垮了。
第四卷写法军被迫从莫斯科撤退，在斯摩棱斯大道上遭到了俄国军队的重创。卫国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城乡老百姓也积极参加了围歼敌人的战斗。他们成立了许多游击队，配合政府军打击敌人，敌占区农民也在游击战中机智英勇地消灭大批敌人，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正是由于广大军民的同仇敌慨，英勇战斗，俄罗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小说中，作家再现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情景，赞扬了人民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精神，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肯定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
从“努力写人民的历史”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小说中真正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是俄罗斯人民，而作者正是通过战争的描写来揭示人民性格的。民族存亡的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对祖国的态度，考验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在小说里看到，来片下层人民中的英雄显然比上流社会仕女们有着高尚得多的优秀品质。他们并非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伟人，或是庄严的阅兵式和辉煌的凯旋式上的英雄统帅，还是极其平凡而又纯朴的普通群众，就是这些普通的人忠实于自己崇高的爱国主义职责，他们在战争生活的日日夜夜里显示出了高尚的内心感情和美好的品质。
屠升和吉茅辛就是属于这类英雄人物，他们乍看起来，显得貌不惊人，平时也无豪言壮语和动人业绩，但在战斗和关键时刻，他们却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屠升上尉在申格拉本战役前夕初次出场，作家把他描写成一个身材矮小、有点驼背，邋里邋遢的人。为人谦和，跟士兵朝夕相处，过着同样的生活，遇见上级时显得畏怯，敬礼时都没有军人的风度，只是笨拙地把三个手指贴在帽沿上。但是，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上尉，不久即显示出他英雄的本色。当敌人的大炮打来第一颗炮弹时，“在这一刹那间，矮小的屠升歪叼着烟斗，首先从棚子里跃出身来，”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当大批贵族出身的军官扔下自己管辖的部队，仓皇后撤时，这个平凡的人却指挥他的炮队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以极为悬殊的兵力挡住了强敌的进攻，“法军万想不到四尊没有掩护的大炮竟敢于这样战斗下去。”
吉茅辛的初次出场是步兵团在步劳瑙受检阅时，当时同样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被召的军官从连队后面出现了，虽然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且不习惯于奔跑，但也只好磕磕绊绊地快步向将军眼前跑去。这位大尉的脸色显得很不安，好象一个学生被叫起来回答他未读熟的功课一样。他的红鼻子（显然是由于纵酒的缘故）上出现了斑点，他的嘴紧张地扭动着。”但是，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原来是一个作战勇敢、立有战功的军官，是库图佐夫元帅几次远征的参与者。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俄军正在混战中撤退，一个士兵在恐慌无意地喊了一句“被切断了！”惊慌的情绪立刻传染了整个部队，“决定战斗命运的军纪动摇显然已经到了极点，”将军们都没有办法。出来挽救危局的却是这个普通的中队长吉茅辛，“只拿着一把刀的吉茅辛，发出那样拚命的叫喊，怀着那样如狂似醉的决心，冲向敌人去，法军猝不及防，丢下他们的枪跑走了。”
小说还刻画了许多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这里有英勇的游击长华西里·捷尼索夫；有远近闻名的农民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狄，他的武器是民间大力士的家什：“一支短枪，一支矛，还有一把斧子”，他具有农民的勇猛和灵巧，“不喜欢骑马，经常步行，从来不落在骑兵后头”，他还有更出奇的地方，“用肩头把一辆车从泥里扛出来，扯着尾巴把一匹马从洼子里拉出来，偷偷摸摸进法国人中间去。”此外还有指挥一支游南昌队，在一个月内俘虏了数百名法军的教堂执事。还有巧设奇计，亲手杀死了几百个法国兵的村长妻子华西里莎。
总之，游击队同俄军相呼应，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游击队员们把那支庞大的军队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了。”拿破仑曾经一再埋怨俄国人打仗违反常规，俄国上层社会也觉得让农民用棍棒打仗有失体面，甚至是一种耻辱。但是托尔斯泰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