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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复农奴制，用皮鞭去维护农奴主的利益。他调查于乡间，求索于书籍，终日冥思苦想，力图找出既能保住贵族地主利益，又能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两全之策。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作为一个实验场，通过自己的农事改革寻找一条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列文主张在保留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把收成对半分”。他把这种作法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来，利益的一致会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以前收入的两三倍，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借此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幻想着“不流血的革命”能够给俄国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先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是一省、是俄国，是全世界。”
但是实践证明他的计划行不通，农民并不信任他，用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使农民的处境得到改善，“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况且广大地主根本也不愿意实行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农民的“合作”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农事的尝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改革”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以庄园贵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以不损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调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努力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宗法制农村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败预示了贵族阶级不可挽回的厄运。
列文农事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进而转到对人生之谜的探索之中。他考虑得最多的生与死的意义。小说有整整一章描写他哥哥尼古拉之死，这一章有全书的唯一标题——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惧和生的悲哀，开始了对生与死的探索。他终日被这些问题所折磨：“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呢？”他无从解答这些问题，心里充斥着万事皆空的悲哀。面对着曾经使他心驰神往的劳动场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他面前拼命劳动的农民最终都摆脱不了被人埋葬的结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恐惧地感到死神逼近，于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绳索，因怕自杀而藏起枪支。
吉蒂的爱情，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绝望中的一种安慰，但也不能完全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在农民普拉东·福卡尼奇的“为了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的生活准则中看到了人生的真谛，他的精神从痛苦的深渊中升华到了静穆和谐的境地。
列文这种顷刻间大彻大悟式的精神复活是作家人生理想和宗教观的艺术再现，是他为濒临于灭顶之灾的贵族阶级指出的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兴之路，也是当时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
列文这个形象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自传性形象系列中的一个典型。作家从涉世之初到晚年的离家出走，他无时不在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探索着俄罗斯的命运和社会的出路。这一条探索的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创作忠实地记载了他探索的足迹。从处女作 《童年》到晚年的巨著
《复活》，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多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列文是尼古连卡（《童年》、《少年》、《青年》、聂赫留朵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奥列宁（《哥萨克》）、安德烈和彼埃尔（《战争与和平》）等自传性人物的发展，又是上述人物形象到《复活》中聂赫留道夫之间的过渡。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一生推崇托尔斯泰，写过《托尔斯泰评传》和许多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他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更为完美，作家运用技巧更加得心应手，更富有经验，而且心灵世界对他已无奥秘可言。”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结构艺术方面，是一种双峰对峙、两河竟流式的结构。小说中出现了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描写安娜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悲剧，一条叙述列文进行社会探索和人生追求的故事。安娜的情节盘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贵族上流社会，由表及里地揭示上流社会的本来面目；列文的线索蜿延伸于俄国宗法制农村，反映了俄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生活。两条线索从上下两层描绘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完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由“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篇，由他家的混乱引出一连串的“混乱”来：安娜为了消除“混乱”从彼得堡赶到莫斯科，她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使得拒绝了列文的吉蒂被渥伦斯基抛弃了。安娜和卡列宁缔结了八年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列文、吉蒂全部被卷入“混乱”之中。他们在“混乱”中聚首于莫斯科，很快又各自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分道扬镳。小说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一经展开便似分流的大江，安娜这条江流汪洋恣肆，奔腾激荡，处处是激浪险滩。列文的江流时而波光粼粼，平静舒缓，时而潮涨潮落，往复回环。两条大江各自流去又互相呼应，浑然一体。“平静舒缓”是“奔腾激荡”的对衬，“潮涨潮落”是“激浪险滩”的和声。托尔斯泰在谈到这部作品的结构时说：“我为自己的建筑艺术而感到自豪——圆拱顶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是我尽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结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
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不愿意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小说中列文会见安娜那个动人的场面，是作品的画龙点睛之处。两个主人公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短暂的会面，在短短的一晤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两个卓然独立于贵族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正是在摆脱上流社会的桎梏，寻求新的生活道路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两条情节线索也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内在联系。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采用不落俗套的双线平行发展的结构，是作者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从广阔的角度对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出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需要。结构上的这种创新使作品表达了博大深刻的内容，而且形式上也呈现出壮丽奇特的建筑美。
其次，表现灵魂的心理描写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说：“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福楼拜也说托尔斯泰是“出色的心理学家”。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用心理描写的方法，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合情合理地展现了安娜从彷徨迟疑而在矛盾中追求，继而在绝望中死亡的完整的心理历程，作品中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场面的安排，人物的每一个行动，作家都着眼于人物心理的矛盾变化，而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离奇，场面的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外在冲突。可以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很难找到不表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的情节、场面、人物行动，甚至景物描写。作家总是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抓住各种矛盾对立的心理因素，从剖析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心理细节入手，再现人物心理过程的真实。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道的：“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讲述用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人的心灵的真实情况。”
走向人民
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看到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饥饿濒于死亡；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沙皇官僚不仅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化为泡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一致。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