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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似乎是一种使命感，他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医治改变我们的国民性，他这种冲动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人生三立之一的立言的抱负。
当晚赵书礼就奋笔疾书，写下了如下的话——
人生好比天地间一傀儡，只有根蒂在手，才能一线不乱，舒卷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此线既纲常。
这纲常是有一条条的底线，一条条的原则构成的，这纲常乃每个人心中的信仰，每个人心中的纲常不同，每个人的性格就不同。每个人追求的纲常不同，这个人的人生就不同，可是只有始终坚持自己的纲常，才能做到始终如一，如同一根线牵连在手！
赵书礼整理出了儒家的一系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其中有孟子的生与义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的舍生取义原则，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原则，有“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的劝人自强自立的原则，更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总纲，等等等等，无不说明了儒家崇尚的是刚强和积极主动的文化。
赵书礼把这些主动积极的原则纲领列出来，一条条的他称之为纲常，当后来他的思想被别人接受的时候，被称之为纲常哲学。
五十九节 西山大典
7月6日，北京西山碧云寺，冠盖云集，华彩文章，人山人海，大概自从满清后再也没有如此盛况了。数万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是来看热闹和庆祝的北京百姓，说实话长期深陷战乱中的北京百姓是很高兴的。传说中能给中国人带来福祉的孙中山的军队终于来了，现在他们到了北京，他们统一了天下，中国怕是从此要变成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国度了吧。
孙中山三年前，应北京政变的冯玉祥的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却没想到在北京却病逝了，棺椁就停放在碧云寺。因此此时北伐胜利之际，国府决定在碧云寺举行祭祀孙中山的典礼，因为碧云寺位于北京的西山，因此此次祭奠被称为西山大典。
晨，8时，碧云寺中，军乐沉重悲伤，祭奠大典浓重进行。
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蒋瑞元率先走上了陵台，身后跟着的分别是，第二三四五军的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赵书礼几人。
这些人中赵书礼只见过冯玉祥，但是两人显然有过节，分别走在两边，冯玉祥在最左边，赵书礼在最右边，两人分别挨着的是阎锡山和李宗仁。五人身后跟着的是，大批的国府官员和军事将领。
接下来，阎锡山的手下大员割命元老商震宣读一份祭文，这份祭文是蒋瑞元亲自撰写的。
祭文中颇有玄机，老蒋是歌颂了先总理后，开始诉苦说自己有多么不容易，数次提到自己继承先总理遗志历尽艰辛毫无怨言一心北伐等语，这明显已经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了。
祭文宣读完后，按照规矩行礼，然后把棺材盖打开，大家瞻仰孙总理的遗容，遗容吗已经不像样子了。这时候突然蒋瑞元扶着棺材大哭起来，但后边却有人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显然蒋的祭文已经得罪了人了。
蒋瑞元果然是愈哭愈厉害，还是冯玉祥老实，他上去劝说，情形就像是劝孝子。不过蒋瑞元是愈劝愈哭得厉害，搞的冯也很不自在，此时是不劝也不是，劝也劝不好。又有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然后蒋瑞元马上不哭了，说不能太过打扰先总理，让人把棺材盖盖上了。
老蒋在做戏，其他人也未必是真心来祭拜的，起码不是百分百的真心。蒋瑞元在前面哭的跟孙子似的，冯玉祥在苦苦劝着，李宗仁阎锡山基本上保持默哀，其他的人表情各异，有不耐烦的，有深有感触的。说实在的先总理已经死了两三年了，该有的感情差不多也都散了，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亲爹死了，三年也该缓过劲了。
老蒋这样的做戏，赵书礼很看不习惯，他想到了曹操。似乎中国式的枭雄都很会演戏，不是他们演技好，而是他们脸皮厚演的不好也敢演。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该做戏的还是要做戏，这种形式主义有什么作用，赵书礼实在是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有用吧，不然形式主义不会古今依旧，并贯穿千年的在中国长盛不衰。
不但当事人能看到这样的做戏，就连通过报纸看到这情景的鲁迅先生都出言讽刺，做了一首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先生已经看出了几大新军阀的嘴脸，他们跟北洋军阀是一路货色，真正不明白的恐怕只有碧云寺外那些看热闹的人了吧。
果然，西山大典完结的第二天，各大军阀就开始私下互相连接起来。
赵书礼完结后，立刻又开始拜访起了北京文化圈的名流们，除了跟他们交流外，最重要的是拉人去绥察蒙帮自己做事。
蔡元培刚好回了北京，赵书礼赶紧去拜访他，但是被蔡元培拒绝了，他不愿意去北方，说国家已经统一了，他要位中央工作。然后赵书礼又去拜访了，另一个教育界的巨子黄炎培，当初赵书礼刚到绥西的时候，在北京活动期间跟黄炎培结实，送过礼算是老熟人了。
岂料黄炎培也拒绝了赵书礼，但是给他介绍了一个人，梅贻琦。
梅贻琦是天津人，曾是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后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
黄炎培说赵书礼如果要办教育，请此人合适。
赵书礼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历史不改变，这个人将会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并且深受清华学子的欢迎，最后被授予终身校长的职务。
赵书礼去见了见梅贻琦，虽然不是很满意此人，但是他态度依然良好，看起来态度诚恳充满了大办教育的热情，梅贻琦很认同赵书礼，答应了到绥远去，但是不愿意去做一个教育部长之类的官员，而是说要办一座大学，说他没有办一国一省教育的才能，但是办一个大学却有余。
相比赵书礼，抢人团的其他人员却颇有收获，同样他们利用北京的混乱，物价飞涨兵痞横行的的现状来忽悠人才到绥远去工作，其中请到了一百多个大学生，这是历年来绥远招募到的大学生数量的两倍还多。至于其他人才方面也是收获颇丰，朱斌侯请到了一个航空人才，名字叫做朱霖，湖南长沙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及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北洋大学任教，但此人十分向往从事航空事业，因此被朱斌侯说动，去绥远做航空技术研究。
徐新六也颇有收获，他除了在北京活动外，还远到天津，他招募到了一个人何廉。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随后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在经济统计领域，何廉颇有建树。徐新六本来就是一个经济行家，因此一眼就看出了何廉的专业程度，他看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想整体把这个机构搬迁到绥远去，帮自己做事。但是何廉没有答应，于是徐新六曲线救国，邀请何廉对绥察蒙的经济做一次普查，经费由绥察蒙政府出，这让何廉很感兴趣，答应带领自己的研究人员到绥察蒙等地和西北去做一次实地调研。
梅贻琦到绥远后，以百分之一千的热情，很快就拉起了架子，一边利用政府拨款建设厂房，一面先租赁民房，又反复的软磨硬泡从北京请到了十几个教授，然后归绥大学开业了，充足的经费和良好的办学环境，让该大学几年后就名扬中国，被称为塞北清华。
而被徐新六骗到绥远的何廉，也在其请求下，帮助绥察蒙政府建立起了经济调查部门，最后更是留在了其中工作。
朱斌侯拉来的朱霖就更了不得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硕士毕业，这时候的中国人中喜欢航空的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怀抱航空救国的理念努力学习，而其中朱霖是最早的一个，相当于大师兄。因此号召力很强，在他的游说下，不但是他在北洋时期培育出的许多学生前来投奔他，就连同样毕业于麻省的几个师弟，比如1924年获麻省航空硕士学位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昌祚，1926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毕业先后在美国芝加哥惜士飞机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