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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实验室公司。
“这是这家公司的实验室，”伦肖解释道，“菲尼克斯是生物技术工业领域中的一家热门公司。你懂生物技术吗？”
“略知一二。”
“我有一份背景材料，你好好读读它。最基本地讲，生物技术是未来的遗传工程、疾病预防和治疗等方面发展的一股浪潮。真正兴起这个领域的工业，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九个月前，菲尼克斯宣布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叫安特福隆一号的药物，这种药物能够阻止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生长。他们计划发行上市股票来筹措资金，供药物研制的最后阶段使用。”
“我在今天的《新闻报》上看到要上市的原始股票已被收回，这是为什么？”
伦肖又放出一个幻灯画面：一条狭窄的道路，两边野生植物丛生，一辆红色马自达跑车倒在那里，车头栽在路右侧的水沟里。
“这就是蒂莫西·莫宁被绑架的现场。时间大约在6月1日，星期二上午7点10分。这是诺瓦托城外一条从他家出来的路。”
这么说，菲尼克斯公司是RKI的客户。
“莫宁有没有投反恐怖保险？”
“没有，他对保险竭力回避。”
“这为什么？”
“因为这种保险方式虽说是保密的，但时有泄漏。而一旦泄密就等于是直接招引极端的暴力事件。莫宁信任完善的保安和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可他对我们向他提出的建议却又置之不理。”
“什么建议？”
“我们向他提出的准则：经常变更上班路线，变更日常惯例。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停车去帮助任何人。万一被迫停车，不可开启车门锁或者打开车窗，而应该用车载电话求救。当然，他无法改变上班去的路线，因为他住在一条与外界隔绝的路上，那条路只有一个出口。但如果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一成不变的人，可以将他离家的时间改一改，至于其余的……”
伦肖换了幻灯片。一个车子的近景：驾驶座旁的车门洞开。“我们推测他是被迫开到水沟里的。他可能是自己下车，也可能驾车行驶时车门未锁，因此被人用暴力拉出来的。”又一张幻灯片：车子内部，车载电话仍搁在话座上。“不是他没有用这部电话，就是没来得及去拿。”
“发现绑架是在什么时候？谁发现的？”我问。
“黛安娜·莫宁在7点23分离开住房。她发现了那辆车，于是打电话给我们。”
“为什么不给警察打电话呢？”
“我们和客户定的协议是：不论发生什么意外，首先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认为对客户有利，我们会通知当局的。”
“那你认为向警方报告对莫宁是否有利呢？”
“不，一开始我们推测，莫宁的失踪可能是他自我策划的，因为事发当天和随后的两天，都没人出来勒索赎金。不过，从第一天起，我们也假设了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绑架，因为保护动物权益的极端组织曾经威胁过实验室和莫宁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这种新药品——安特福隆一号，需要从海豚软骨中提取一种物质。一个名为陆海卫士的组织制造过几次炸弹恐吓，莫宁夫妇以及其他主要雇员也都收到过死亡威胁的信件和电话。”
“都来自这同一组织？”
“这不清楚。但这些恐吓可能是绑架的前兆。”
“我猜想，你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介绍海诺进公司的。”
“不，这太有讽刺意味了。绑架案发生的几周前，我和他联系商谈加入我们公司的事，我们需要有他那种才能的人。他和我定了星期三在拉霍亚见面。但就在那时，莫宁绑架案发生了，我赶来旧金山。我请海诺参与这案子，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时，我也想让他再尝尝‘老动作’的滋味，趁机说月B他来我们这儿入伙。”
我真想问问这所谓的“老动作”。伦肖是在哪儿结识海诺的？他们曾经一起参与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伦肖要海诺加入RKI？但我决不能问这些事，否则我刚才声称对海诺了如指掌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说下去，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又问道。
“我们一直等到6月4日，绑架者终于来和我们联系了，但还无法获知他们是陆海卫士还是其他极端组织。听电话里那个女人讲话的口音，海诺认为她是个墨西哥人。他们要200万美元，必须是不做记号的小面额现钞。你知道那笔钱有多重？”
“可以想象。”
“差不多有290磅，可以塞满几只大箱子。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接受电汇转账到瑞士或巴哈马银行的账户，但他们知道各国政府和外国银行正在联手抵制讹诈勒索。他们一定要现金，又极度紧张。我们让他们送来了证明受害人还活着的证据。”又是一张幻灯片：蒂莫西·莫宁正拿着一份6月4日的《纽约时报》。
伦肖往下说：“最后，丹·凯塞尔，我的合伙人想出一个主意，由菲尼克斯在这儿的银行账户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国际信用证书，抬头开上他们指定的任何一家国外公司，他们答应了。很显然，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考勒雷斯国际公司有可信赖的人。”
“你把他们查出来了？”
“不错。规模相当大的一家企业，生产绢花一类东西。老板是墨西哥一个巨富家族的成员——伊曼纽尔·方特斯，他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多种项目捐过款，特别愿意为一些保护海洋哺乳动物项目解囊相助。”
“海豚，真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方特斯的兄弟吉尔伯特，他拥有一支总部设在墨西哥恩赛纳达小城的庞大的金枪鱼捕捞船队，这同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兄弟之间恶感相向、仇怨以对。”
“仇视到足以使伊曼纽尔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我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有没有试图和墨西哥当局联系，对他施加压力，查出他是否和什么极端组织有牵连？”
伦肖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理智。“我们是不报告官方的，只是对这事作些安排，目标是保证受害者活着回来。然后如果我们没抓到他们的话，就让当局去追捕绑架者。”他无情地笑了，“海诺被安排去办理交接；我们希望他能够认出什么人来。他们玩弄惯常的伎俩：先去这个电话亭打电话，再到另一个地方去等电话，最后讲定了地点，就是圣贝尼托县内的那个岔道。”
“那儿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海诺不对劲。据他说，当他到达时，岔道上还有一辆车，那个开车人张皇失措，迫使他不得已撞上一片巨砾，而那开车人却扬长而去。以后海诺干等着，却没有别的人再出现。”
“但是，你对此不相信。”
“当时我是相信的，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感觉到这事有些反常。绑架者不久又和我们联系，他们要把接头地点向南移，叫海诺到圣迭戈西克尔饭店住下，他们在星期天给他打电话。这使我们真的担心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表明他们有可能已携带莫宁进入了墨西哥。假如他们把那份信用证书拿到手而又背信弃义地不放日莫宁，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武力去重新解救莫宁。在不少国家，我们既可和那儿的当局合作，也可在他们周围动手。但在墨西哥不行。去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允许从别国的管辖范围内强行抓捕罪犯，归案受审。在那之后，墨西哥完全退出合作。局势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危险。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公司的方针要求我们不涉足边境以南。”
“我知道了，所以海诺在那天晚上飞往圣迭戈？”
“嗯。我们的一个侦探让他在旧金山的奥克兰下车，并替他还了租借的车子。”
“他随身带着信用证书吗？”
“他妈的，他恰恰带着！”
“他和你们在拉霍亚的人联络了吗？”
“没有，万一绑架者在监视他，那太危险。我们知道他进了一家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星期天，他由我在洛马岬角的一个女朋友送出一个口信，说接头时间定在晚上11点，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后，海诺带着那份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离开汽车旅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他在圣迭戈租的车子都不知去向。”
忧虑和不安顿时袭来。为了掩饰，我接着问道：“那么，信用证书被兑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