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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崇祯皇帝和朝廷接到松山惨败的战报后，除了大惊失色，已经不知道该做出如何反应。经过了这样长期酝酿，调集如此众多的军队和粮饷，又有着那样巨大胜利希望的一次决战，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全面的失败。
到了此时，崇祯皇帝除了感到震惊以外，他也更加怀疑天命是否已经真的转移。极度的灰心使他几乎提不起精神来处理棘手的辽东军事问题。因此，在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对惨败后的辽东局势进行调整的时候，崇祯君臣们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动作迟缓，麻木不仁。
而此时的首辅周延儒又在干什么呢？他正忙着“拨乱反正”呢。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基本上都是偏向东林党人的。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
在刚二任首辅时，周延儒还是很讲信誉的，入阁后就一改前几任首辅的作法，努力劝说崇祯皇帝任用东林，推行新政。
而崇祯皇帝对于几年不见的周延儒也很有些“一往情深”，第一次召见的时候，就握住他的手殷殷问候，赐宴的时候还亲自做主人参加。（杨嗣昌出征时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优遇。）回到宫里，崇祯皇帝仍然非常兴奋，对身边的内侍说：“还是他！”就好像迷路的商旅突然见到了一匹途的老马，下一步如何行动总算有了依靠。
可这匹老马给崇祯皇帝开的药方其实并不算新鲜，无非是多少年来东林党人一直在呼吁、在努力争取的几项大政。
周延儒首先提出，宽免民间多年积累下来的脱欠钱粮，并且免除战乱和大灾地区今明两年的现税；作为江南士绅的代表人物，他还请求暂缓大水成灾的江南和浙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秋粮，改为明年夏季补足。
崇祯皇帝对这些建议都一一批准了。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民间饿殍遍野的惨痛，但毕竟是一种宽解人民灾难的“德政”，至于进一步增大的财政亏空如何填补，周延儒和他的东林后台们却暂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而明朝的财政也正式崩溃了。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限制厂、卫权力。周延儒提出，厂、卫四出侦辑造成人心惶惶，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请罢除厂、卫辑事制度，厂、卫只接受处理皇帝指定办理的钦办要案。
这个作法得到了京城全体官绅和市民的热烈拥护，因为从此免除了总是压在心头的一重特务统治的阴影。但东厂和锦衣卫的上下人等却因此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周延儒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恨之入骨。
最关键的一项新政还在于人事方面。周延儒很讲信义，当政之后就根据复社开的单子，一面推荐东林骨干担任要职，一面解救正在待罪狱中的东林党人。
随着一批批东林党人纷纷登上显要之职，朝廷中东林布满九列，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东林党人等也都兴奋得摩拳擦掌，想要趁此良机，大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所谓良机其实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天下事已大坏，朝廷政局已大坏，要力挽狂澜已经绝无可能。周延儒被推举上台的方式本身就标志着东林党人对自己政治原则的背叛和东林政治的腐败。
阉党的大股东们在周延儒上台后得到的实惠不多，只有一个阮大铖的密友马世英被从废籍起用为凤阳总督，阉党为此对东林党人以及周延儒本人都更加怀恨在心。
作了大官的东林党人和气焰冲天的复社人士沿着通关节、走内线的路子走下去，一向标榜的廉洁清正之风也几乎荡然无存。
最为怪异的是，剔除了厂、卫侦辑的劣政之后，反而给官僚们肆意营私大开了方便之门。在崇祯朝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朝政的腐败，官员的贪黩贿赂、推诿责任、党同伐异，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身居首辅的周延儒本人正是这种腐败政治的代表。他是个极聪明又极圆滑的人，从来以原则性不强著称，重情面而少争执。对于求他办事求他通融的人，只要能帮忙他就尽量帮忙，送他多少贿赂都不拒绝，给得少也不嫌弃，门人亲故作中间人扣下贿赂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他也从不过问。
这种宽松的态度造成天下官绅竞相到辅臣门下营求私利的局面，他的亲信和门客乘机大发横财，相府门前车水马龙，比集市庙会还要热闹。可是因为周延儒聪明圆滑，他一度很得崇祯皇帝的欢心。
但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当时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而这正标志着，他们开始了真正的为所欲为。
而有着这样的首辅，周延儒又怎么会为以前首辅决策的松锦大战背书呢？又怎么会去踏入解救辽东危机的泥潭呢？
第775章 劝说
崇祯十四年九月初一日，汝宁军终于远远望见了山海关。
“咦？关城内出了什么事？”吴世恭望见山海关内开出了一支三千多人马的明军，立刻是大惑不解地问道。
虽然早就派快马报至山海关，但山海关内的明军也肯定会在汝宁军到达的时候，派出一队人马来确定身份。可是现在却出动了三千多人，这人数也太多了一些。这让吴世恭是惊疑不已，担心山海关内出了变乱。于是吴世恭立刻令全军戒备，并派快马去联络这支明军，要搞清到底发生了设么状况。
几番来回传话，了解清楚以后，吴世恭才得知：当松锦大战惨败的战报奏至朝廷以后，却发生了一种诡异的情况——只有辽东向朝廷递奏章 的，却没有朝廷向辽东传旨意的。所以还留在宁远和山海关的文武官员都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朝廷倒也不是一点儿旨意也没下。崇祯皇帝还是根据兵部的建议，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让他“收拾残败”，总统各镇残兵，成为武职的军事统帅，并要求他“上紧整顿，徐图再举”。所以现在在吴世恭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吴三桂已经成为了他的顶头上司了。
不过这个临时的紧急处置又在朝中引起了许多议论，许多人认为六镇总兵一起逃跑，理应治以重罪，现在吴三桂反而得到提升，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
但现在在辽东的最高文官——巡抚方一藻，他的儿子与吴三桂有着金兰之义，吴三桂也对方一藻执父礼。而辽东监军高起潜又收了吴三桂作为了干儿子。所以这俩位吴三桂的干爹也为吴三桂说了不少好话。
再加上吴三桂在逃至宁远以后，收拢了溃散明军三万多。加上宁远城内的守军，他的手中就有了四万兵马。绝对成为了辽东军将中的首号。
所以在这时候，崇祯皇帝已经不敢对手握实际兵权的总兵官们过于严刻了，况且吴三桂出自辽东军事世家，在辽东本地官军中的影响力极大。而且他手下的家丁故部训练有素，是明军中少有的精锐部队之一，因此，在前方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更不能得罪。
就是其他几位逃跑的总兵，朝廷也一概没有处理，唯一的例外是带头先逃的王朴，因为影响实在太坏，而且他已经成了没有实力的光杆总兵，所以王朴就被朝廷逮捕进行审问，并于第二年被斩首。
可朝廷虽然麻木不仁，但身在辽东的官员可是坐立不安啊！他们总是要做些什么，生怕自己什么也不做，事后就会被崇祯皇帝治罪。因此，巡抚方一藻和监军高起潜就集合起在山海关的众将，议遣兵救援，而诸将莫敢应。最后独副将杨振请行。而吴世恭遇上的正是带着自己部队出征的副将杨振。
得知真实情况以后，吴世恭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杨振了。说他不对吗？杨振在如此情况下，还能不惧个人安危，敢去救援困在松山城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可谓是忠勇的楷模；说他对吗？明军已经在辽东兵力空虚，而杨振就是在以卵击石，在这一路上肯定会被清军击溃，白白送掉这支明军，让辽东的兵力更加空虚，这会让辽东的形势进一步的恶化的。
于是吴世恭就派人阻拦住杨振部，并亲自劝说杨振道：“杨副将！军情紧急，多说客套话也没意思。本官也不是要咒你。鞑子的大军就在本官身后紧追不舍，你一去松山就会迎头撞上，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算你运气好，到了松山又能怎么样？松山城内官军大部已在突围时全军覆没，你们根本也回不来。要不然本官怎么会独自回撤而不顾洪督师呢？奉劝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