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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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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我们今天反观梅兰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天资与努力之外,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从而使“梅派”艺术饱含浓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重要因素。梅兰芳成名后渴望突破渴望创新,但他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那就是梨园界沿袭下来的惯例、陋习紧箍着如他一样向往创新的演员的手脚,他渴望改变,却又发觉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惯例和陋习,他和其他梨园界的孩子一样自小学戏,而学戏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随着师傅,师傅唱一句,跟着唱一句,至于唱词的内容以及背后所蕴含着的文化,师傅不懂自然也就不会教。这样的教学模式一代代传下来,梨园艺人文化底蕴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直想要有所创新,也不乏悟性和灵性,却深感文化不足而造成的力不从心。与其他艺人傍靠“大官”或“商人”为捧自己不同,梅兰芳更多的结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在18岁左右,结识了一批文化人士,除了齐如山,还有京师大译学馆的学生如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以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冯幼伟、吴震修、李释戡、黄秋岳等,都由他的观众转而成为他的朋友。     人们都知道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抗战时移居上海,上海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其实“缀玉轩”一开始并不是书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的名字,这个组织俗称“智囊团”,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智囊团”这个说法,外人也称其为“梅党”。除了以上如齐如山等人是梅党成员外,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也使梅兰芳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局限于狭小的戏曲小天地里。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文化素养。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涉猎农科、哲学、文学和政法,又熟通中外戏剧的胡适,梅兰芳自然也是渴望与之相交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被称为“戏子”的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甚至不如娼妓。尽管辛亥革命后,社会逐渐进步与开明,但与戏子交往仍会招致非议。就如齐如山,纵然他很想在艺术上扶助梅兰芳,但碍于环境和可能的流言,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终不敢登梅门,只靠通信维系两人的友情长达两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胡适却坦然与梅兰芳过往,这固然有坦荡荡之君子风范,也与他热衷交友的名士性格有关。     我们不知道胡、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是其中一人主动上门拜访,还是有中间人牵线?我们也不知道在1925年之前,他们见过几次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与戏剧有关。     在1925年他俩见面后,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时,时间已是1928年。这也是胡适所说“三年不见”的原因。但是,“不见”并不意味着彼此毫无联系。     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在美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着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坏了喉咙的猫叫。     “华美协进社”邀梅赴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演出一台既有艺术魅力,也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戏剧,改变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     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演出顾虑更大。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作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自然是胡适。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送梅登船    胡适对梅兰芳的帮助不仅仅限于传达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更重要的是在戏剧本身。因此,梅兰芳对于演出筹备工作,包括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等,都非常仰仗胡适。这从曾任胡适秘书和助手的胡颂平以日记形式编撰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见一斑。     1961年4月23日(星期日)     晚饭时,先生谈起齐如山送来的一本《戏考》,里面有好几出戏。只有《四进士》可以一看;其余《二进宫》等,连文字都不通,情节又没有意义。《四进士》可以把它复印下来。胡颂平问:“齐如山先生怎么不把它修正一下?”先生说:“齐如山是捧梅兰芳的人,他不是研究戏剧的。”后来又谈起“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9年深秋,可谓尽善尽美。为便于让美国人理解剧情,梅兰芳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他用英文笔译《太真外传》的说明书。在第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适之先生左右,前日晤聆大教钦感无量,澜新排之《太真外传》不久即将出演,剧中情节拟用英日文字分加紧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兹奉上简单说明,拜求先生设法饬译,早日赐下,以便付刊。”     或许胡适太忙碌,一时耽搁了。不久,他又收到了梅兰芳的第二封信:“适之先生赐鉴,前奉一出恳译太真外传场面度蒙重察。现在此戏已定于廿九日起演唱,此项说明书印刷一切约须四日,为时已迫,不得已敬求设法将译稿即赐掷下,但得剧名译定以后即易于著手不敢琐渎也。”     两封信之后,胡适是否如约将《太真外传》翻译成了英文,在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由于客观原因,梅兰芳在解放后所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未提及。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除了上海各界名流外,更有胡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那天的日记里,对此却并未有所记载。直到1930年2月的一天,他的日记里出现了关于送梅兰芳行一事,却也不是他亲笔所追记,而是他将一封登在《中国晚报》上的“致胡适之一封信”作为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中。这封署名“自在”的公开信不过六百言,主题是就胡适去为梅兰芳送行感到无限痛惜。     1930年2月12日(剪报)     ……不过我在最近闻着你的一件行动,就把我十多年来钦敬崇拜的心理,降到零点以下,好像这宗事不是你胡适之所应该做的事了。什么事呢?就是善于男扮女性来唱戏的梅兰芳出洋,你竟亲自送行,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梅兰芳的艺术怎样,我是素来不屑看那些男性扮女性做戏的……我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亲送男扮妇装的戏子出洋!……实在替你十分的可惜,并且替中国的学者可怜。难道是你现在真要开倒车不成?适之先生,愿你不要这样腐化罢。亡羊补牢未为晚。望你勇于觉悟,恢复你原有的精神。     综观胡适日记,经常有将剪报粘贴在当天日记中的情形出现。对于剪报中所说,胡适又往往不加任何评论,甚至连轻描淡写地议论两句似乎都懒得去做。他如此行为,仅仅是将其作为档案保存,还是不屑置评,又或者是引以为戒?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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