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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难解徐志摩“八宝箱”之谜 诗人殉难 那天，满天湿湿的灰雾。一架小型飞机在雾气中艰难地找寻着方向。它缓缓地越过泰山后，盘旋着渐渐往下。前面不远处，就应该是济南机场。经验丰富又对济南地形了如指掌的济南人卫姓机师，此时信心满满。他操纵着飞机摸索着朝他认为的机场方向滑行，他知道离此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北平已经不远了。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在撞上一座小山头后，燃起大火。着了火的飞机瞬间跌落在山脚下，翻了几滚，不动了。冲天的火光引来了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他们赶过来看。坐在前排的两位机师已成两具焦炭；坐在后排的一个人除了衣服着火而灼伤了皮肤外，身子的其他地方并没有着火。当然，他也死了。他就是诗人徐志摩。 对于好友徐志摩的意外丧生，胡适自然是要在日记里有所反映的。 1931年11月20日 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音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今早我见《北平晨报》记昨日飞机在济南之南遇大雾，误触开山，坠落山下，司机与不知名乘客皆死，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电话上告知徽音，她也信是志摩。上午十时半，我借叔永的车去中国航空公司问信，他们也不知死客姓名。我问是否昨日发电报的人，他们说是的。我请他们发电去问南京公司中人，并请他们转一电给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十二点多钟，回电说是志摩。我们才绝望了！ 胡适在他这天的日记中，夹了一份《北平晨报》的剪报，题目是“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内容为：“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这篇日记，是胡适1931年日记中的最后一篇。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两个女人的争夺战（1） 对于“新月派”而言，胡适与徐志摩的作用无他人可比。梁实秋曾说：“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社的领袖，事业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就私人关系而论，他俩也是极为亲密的。就在徐志摩出事前的这年年初，徐志摩因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在胡适家住过一段时间。 徐志摩的丧生，令胡适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而徐志摩死后遗留下来的一只“八宝箱”，以及由此“八宝箱”而衍生出来的理不清的纠纷却让胡适烦恼了好一阵子。 有人推测“八宝箱”可能应该是“百宝箱”，因“八”和“百”字音相同而有误。徐志摩自己称其为“文字姻缘箱”。 所谓“八宝箱”是徐志摩遗留下来的装有他的日记、遗稿和书信等资料的一只箱子。 1925年春，徐志摩出国到欧洲去，他的日记、一些书信和手稿不便随身远行，便统统装在一只箱子里，想要找个合适的人代为保管。因为日记及书信涉及他早年与林徽因的一段情意，所以他不能将箱子交给与他恋爱刚起的陆小曼；林徽因时与未婚夫梁思成在美国留学，即使在国内当然也不是合适人选。徐志摩想到了他的挚友凌叔华。自此，直至徐志摩去世，其间他取回过箱子，但不知何故，箱子最终还是交到了凌叔华手上。 徐志摩死后，箱子里东西的内容一说凌叔华打开看过，又说是徐志摩对人讲过，总之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康桥日记”。确实，“八宝箱”里除了遗稿和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外，最重要的、也是日后引起争夺的便是两册或三册康桥日记。 这部日记记录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相知初期（即1921年1月以后一段时间）的一些事情。因为涉及自己，而且又是情感方面的隐私，林徽因当然在徐志摩死后有“物归原主”之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她早就知道凌叔华不会轻易将“八宝箱”交出来，她并没有直接去找凌叔华，而是通过胡适。 作为徐志摩曾经的情人，林徽因知道徐志摩日记中涉及与她情感的除了康桥日记，还有雪池日记（即记录了他俩在雪池住处的一段情感）。她告诉胡适，雪池日记后来被陆小曼烧掉了。而康桥日记，徐志摩曾经说过将来会交给她收藏。 相对于凌叔华，胡适与林徽因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况且他对林徽因急于要回康桥日记的心情很是理解，又听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也有此意，便也就热心地向凌叔华催要“八宝箱”。11月28日周六早晨，林徽因如愿取回了“八宝箱”。此时距徐志摩死不到十天。 凌叔华对胡适出面为林徽因讨要“八宝箱”的行为有些不满。她在1982年10月15日给陈从周的信中这样说：“……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 她说是“原封”，但林徽因收到“八宝箱”并经清点后，认为少了。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凌叔华由您收回），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次本从Dec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 也就是说，“八宝箱”里遗漏了对于林徽因来说最为关键的一段日记，即从1921年1月至7月，这正是徐、林两人产生情感的时段。为此，林徽因自然很着急地打听这段日记的下落。 依林徽因的心理，她最怀疑的应该是凌叔华扣留了这段日记，但是，她也知道不能贸然质问凌叔华，毕竟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巧的是，正在这时，她听旁人说凌叔华的手上果然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人看见凌叔华将日记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过。 既然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林徽因自然是要向凌叔华讨要的。12月7日，她去找凌叔华，以胡适让她将“八宝箱”里的东西编个目录为由，要求凌叔华交出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