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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胡适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积极支持的，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仇视的。所以，他在日记里闭口不谈抗日，也不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而只将“叛逆”、“勾结共党”的罪名扣在张学良头上并横加指责。这个时候，胡适似乎已不是一个思维严谨、客观冷静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个为蒋孝忠的政客。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那篇《叛逆张学良》深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赏识而大量印发，广为宣传。他也因此与“政府”与蒋介石走得更近，心也贴得更近。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 在胡适的主观意愿里，对孙中山并无大不敬，他只是想要平视孙中山。一方面他并不自视渺小（所以他能够平视对方），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孙中山还原成常人，所以他直言孙中山的缺点。此举引起了两种人的反对，一是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的人，一是想要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他们对胡适批评孙中山不能容忍，甚至亟欲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 民国元年秋冬，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梁启超结束了13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到祖国，受到京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云云，不禁深有感慨，11月10日记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此处对梁启超的称赞，只可作为当时还是少年的他，心弦曾被梁启超那些沸人热血的文章狠狠拨动过的注脚，而不能作为对梁启超历史功绩的理性评价。尽管此时的胡适，年已二十有二，并且在受高等教育，已经不是缺乏理性的少年了。换言之，胡适之所以如此过誉梁启超，是因为将梁启超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对比的缘故，并且说百十孙不敌一梁，言过如此，当时孙中山在胡适心目中分量的轻重就可见一斑了。 胡适自1917年夏自美国学成归来，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他的《留学日记》。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由一个海外学子变作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教授，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且得了一个儿子，遭遇寡母病故，拜见孙中山……可能是因为历事纷繁、忙来无暇、心情杂乱的缘故，他的日记竟中断了。直到1919年7月10日，他才又打算继续记日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本的扉页处写道： 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我好久不记杂记了。怡荪死后，我把存在他处的杂记都收回来，略略翻阅一遍，觉得杂记实在能记录一个人的思想变迁，并且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因此，我又想作杂记了。 三天后胡适正式动笔，可是未追记前事，故而两月前他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的详情，就无人知晓了。只是在他1928年写的评述孙中山“行易知难”学说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略有提及：“……（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孙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本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 那时孙中山因为“护法”事与愿违，愤然离粤，蜇居沪上，潜心于理论建设，撰写《建国方略》。1919年5月，当《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之名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后，他便叫廖仲恺给胡适寄了五本样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 胡适即于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介绍该书内容并作简评，写道：“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孙的“同志党人”讥称孙中山为“理想家”、“孙大炮”，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作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 见到《每周评论》上胡适的书评，孙中山大喜过望，这从廖仲恺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8月1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在上海面世，杂志连载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胡适又在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热情介绍和赞扬《建设》杂志，大加赞扬《实业计划》，写道：“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 胡适以上对孙中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写道：“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一个月后他对此更有详细的阐述，他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时评栏目中这样写道：“计划是预先认定一个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历程，然后把那推想出的历程定为进行的步骤。……计划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骤分明；只要继续做下去，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总有成效可观。……我们对于无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是不行的，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 胡适在文中还以1913年参与组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为例，他说：“当熊希龄的内阁发表他们的‘大政方针’的时候，国中很有许多人嫌他空谈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当时很少人注意这种‘大政方针’。然而这八九年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空谈太多’的计划，也不可得了。” 胡适对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态度，与对熊希龄“大政方针”的态度有所不同。胡适对后者的肯定，只在于它“有计划”，而对前者的赞扬，并不限于此。表明不只欣赏孙中山的有计划，而且对于孙中山的主张至少也是部分赞同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 就在胡适疾言“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下一周，针对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事件，胡适撰文评论。虽然他站在陈炯明的立场上，将陈的“叛乱”说成“革命”，却也并没有将孙定为“反革命”，而将孙陈冲突仅仅视为“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胡适认为“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这两种主张，是当时中国政治何去何从的一大中心问题，胡适是赞成后者而反对前者的，所以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他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尽管如此，他与蔡元培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护法。蔡元培赞扬孙中山“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胡适认为此话并不是溢美之辞。所以他说“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比如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