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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见了最后一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