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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先生的道德学问为最适宜。 我起来说，“我绝对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 易培基又起来说，“我们都知道蔡先生不能离开南京，故不提出他，我们也谈论到适之先生，但我们都觉得李先生为第一适宜，胡先生为第二适宜。” 稚晖先生又有长演说，说我不应该要用蔡先生去牵制李先生。他说，石曾用人有时很不当，但有时也很不坏。…… 他又再三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我忍不住了，说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他直跳起来说，“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他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本来就是反革命！……” ……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2） 吵着吵着，吴稚晖就将话题扯远了。 胡适原本并不清楚吴稚晖何以会有这么大的火气，直到会后，他看了吴稚晖扔给他的几张电报后，才恍然。在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会完之后，稚晖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在我面前，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即易培基——引者注）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书华、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 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很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这是什么话！他还能说“蜀洛相争”的话吗？大概稚晖想今天把石曾正式通过，做到“共和的”、“揖让的”的面子，却不料我这个笨人毁了这一团雍容和睦的空气也！ 从胡适的这一长篇日记中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在会上，唯有胡适是蔡元培的支持者，而他和蔡元培显然不是李石曾派的对手，双方势力似乎相差很大。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败下阵来。如果胡适了解李石曾的身后有着国民党主要当政者的大力支持，他或许就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了。所以，蔡元培事后对胡适感叹：社会太复杂了，他应付不了。 会后次日，胡适即提出辞去大学院的职务，而且态度坚决。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口气强硬地说：“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既便如此，蔡元培也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自己还在大学院院长的职位上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辞职，随即，他也辞职了。他俩又一次共同进退，显出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被“民盟”开除了重返北大时，胡适恰逢虚岁40岁生日。那天，也是北大校庆日。北大师生和北平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为他祝寿，也欢迎他回到北大。 这个时候的北大，代理校长是蒋梦麟，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为当年蔡元培的左右手，胡适与蒋梦麟立志要复兴北大，而复兴的基础是经济。于是，胡适又得倚仗蔡元培了。 实际上，胡适与蔡元培自从上海分手后始终书信往来频繁。二人同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有更多的公务联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支配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蔡元培是该会董事长，蒋梦麟是副董事长，胡适任名誉秘书。 为筹措办学经费，胡适到京仅一个月后又返上海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1931年1月上旬的连续几天，胡适的日记里都有此记录，如： 1931年1月9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蔡元培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 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 1931年1月10日 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写成已近两点了。 胡适所说的“稿子”，实指他在9日那天常会上的谈话。会议根据他拟订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此事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从中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在外人眼里，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几乎没有分歧而总是态度一致。然而，1933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俩的“决裂”。 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个组织本就是在上海的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蔡元培自然是上海会的副主席（主席宋庆龄）。胡适、蒋梦麟等人是北平会的负责人。 北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即招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的斥责，指其“既不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又不于开会前通知本会及当地政府请求许可”，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胡适反驳，强调合法。远在上海的蔡元培也同时对外宣称，在精神上无条件地支持胡适。这个时候，胡适与蔡元培一北一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3） 但是，北平的同盟会与上海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胡适参加同盟会的初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等人是不同的。他更注重法律问题，所以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遵守法律，一面又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和别人的法定权利。”而上海同盟会更关注解决政治问题。 当上海同盟会提出“应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时，并没有得到以胡适为首的北平同盟会的积极响应，他甚至直言反对此做法，说“民权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按照法律处理”。 胡适在3月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报，题目是“沪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就这样，胡适被开除了同盟会会籍。 对被开除本身，胡适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他对蔡元培甚是不满。因为在开除他会籍的文件上不仅有主席宋庆龄的签名，也有副主席蔡元培的签名。这不仅被外人认为是胡适、蔡元培反目的开始，也让胡适感觉难堪。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1933年3月4日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不仅如此，他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直抒内心愤懑：“……所耿耿不能放心者，先生被这班妄人所包围，将来真不知如何得了呵！” 数日后，胡适接到蔡元培的回信。读了此信，他对蔡元培的不满全然消退。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3年3月21日 蔡先生来一信，读之甚慰。 蔡元培在信中说：“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承关爱，感何可言！”原来实际上，蔡元培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只是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上下不是、左右为难。 从中可看出他俩虽然在很多时候总是共同进退，但总的说来，胡适更为主动，而蔡元培稍显被动；胡适更为积极，蔡元培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稍显畏缩；胡适敢说敢干，蔡元培顾虑似多。 胡适对蔡元培的尊重也表现在当他获悉了蔡元培的真实想法后，听任外界对他俩关系的闲言碎语，未将蔡元培给他的信公开以示自己的正确，而是将其深藏以维护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形象和威信。 如果说共同参加同盟会是胡适和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的话，那么，这次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