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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中烟酒都好的，赵清阁算一个，这在她的多篇游记中都曾提及。如1936年秋天游苏州时，她写道：“临行前一小时，我还和表姊等在一家洁净雅致的小酒馆持蟹畅饮。有名的清水蟹，肥硕而味美。与故人对酌谈心，真有不醉无归之感！”12年后，赵清阁重游苏州，住在花园饭店写剧本。她写道：“天黑了，凉台上有电灯，晚饭时我喝了半瓶啤酒，夜色苍茫中看垂柳，看小溪，别是一种情调。”此后几天，她在旅馆写作，几乎天天喝酒。到了第六天，剧本完稿，又写道：“我进城访友，和少卿老人把盏谈天。桌前，我们是忘年交，端起杯来他不像是六旬老人。他不服老，我也不甘示弱，我们都豪爽！……于是我醉了！平日我最爱和长者饮酒。抗战初，诗人卢冀野、画家顾荫亭，我们同客居武汉，曾以酒论英雄。后夹在重庆，我和梅贻琦先生共饮，相约不醉无归。”
1924年，周作人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谓“下九流”如车夫、乞丐、捡破烂的、修锅补碗的之类，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带，据说有上千户人家。他们也吃也喝也赌，和富人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例如喝酒，他们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块臭鱼，几个铜子的一碗烧酒，仰脖一饮而尽。醉后便四处找茬打架，弄个头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报恩寺对过有一家叫马祥兴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气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驰誉一时。汪精卫也好这一口。抗战期间，汪常用荣宝斋的信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车去那里买菜。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个胰脏，若拼成一盘菜，非几十只鸭子不成。
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时，秋天常到城北一带赏景。他认为南京城北“空旷而萧疏，生定是合于秋意的”。他一般是绕到丁家桥，在那里的一家茶馆泡壶毛尖茶，然后在附近切两毛钱的盐水鸭子，包五分钱的椒盐花生米，再在烧饼桶上买几个朝排子烧饼，饱啖一顿后，踏着落叶回家。
1933年秋天，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自庐山到南京，友人在万全酒家给他接风。席间陈提起南京的一些旧事，说当年顾五的酒量无人能及。同席的卢冀野年轻气盛，虽已戒酒年余，听后似有不服，便问顾五的酒量。陈答：“饮必五斤。今不可复一矣！”卢称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陈让他试试，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卢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后来陈每提及这次吃饭，必称许卢的能饮。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宝门内的白酒坊，大约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据说“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顿喝四五两。他的理论是：“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来人同游南京玄武湖，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他们租了一条带篷子有栏杆摆着藤椅的游艇。荡游中，冯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买来馒头、卤肉、盐水鸭、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叶。大家也饿了，正待动手在船上野餐，冯说不忙，还有好东西。又叫副官从包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冯本不喝酒，这次也破例喝了两口。冯玉祥虽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周旋于文人之间。
吴昌硕活了84岁。晚年于酒宴逢请必到，到则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闹肚子，屡教不改。
冯国璋爱吃玉田酱肉，每差仆人去买时，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齐的四方块。有时用酱肉待客，怕客人多吃，冯总是亲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纸。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干净，有时舌头不慎被刀划破，致满嘴流血，得不偿失。其为人之吝啬，可见一斑。
尚小云不“懒做”，但“好吃”。有文章记述他爱吃的东西很杂，如天福号的酱肘子、荷叶包子等。平时嘴里离不开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萝卜，吃完了萝卜再吃梨……
钟敬文一次冬游西湖，在灵隐寺门外的饭馆喝酒，他把从山路上带下来的一团雪放入酒杯，混着喝。堂倌说；“这顶得上冰淇淋了。”
民国初年，丰子恺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伙食是八人一桌，五个菜，丰子恺把吃饭形容为“老虎吃蝴蝶”。所谓五个菜，盛在高脚碗里，蔬菜是浅零零的，整块的肉难得一见。一碗菜里露出疏稀的几根肉丝，就算不错了。学生都跟饿狼似的，一开饭，十多只筷子一齐插向菜碗里，八面夹攻。有高手在菜碗里转一圈，便把肉丝一筷子扫尽；另有高手从底下斜插进去，把唯一的鸡蛋掏走大半个……这些半大孩子的饭量也让人瞠目，有的一顿吃十来碗饭，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转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转移的游牧之民”。
1933年春，林语堂游杭州，在火车上和一土豪对坐，林因此自认“乘位不好”。开车十分钟后，土豪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先叫了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烧酒，接着又要了一份白菜烧牛肉，林语堂数了数，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后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语堂就此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作家施蛰存酒量不行，自称一杯啤酒就能让自己醉态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觉。他曾细致入微地表述这种感觉：“得好酒二三两，醉虾一盘，或卤鸡一碟，随意徐饮之，渐渐而面发热，眼花生缬，肌肤上有温柔纤软之感，口欲言而讷讷，心无感而凄凄，乍若欲笑，忽复欲哭，此薄醉之时也。”
据施蛰存观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于吃茶。不论过往客商，贩夫走卒，行过酒店，闻到香气，就会到柜台上去掏摸出八个或十个铜元来烫一碗上好的绍酒，再买三个铜元的花生米或两块豆腐干，悠然独酌起来。吃完了再赶路做事。”
上世纪40年代，作家金性尧一次在杭州的庙里吃斋饭。“菜凡八器，而食客则有三人。”其中的几样菜是现从菜地里拔出来烹烧的，金描述为“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
田汉一次坐火车过嘉兴南湖，买来湖菱大啖，称：“我的指甲都剥开了，但还不肯释手。”他一人吃了两篮子菱角，从嘉兴一直吃到杭州。
居士金复三烹素斋的厨艺很高，他久住杭州烟霞洞，一次张元济一家到此一游，正当饭口，在庙里吃了一顿金复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汤，有竹笋和豆制品，蔬菜和笋是现从地里采摘的，十分可口。张元济夫妇议论说，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鲜的蔬菜。胡适曾在烟霞洞养病数月，金常给胡适掌厨。1947年，金已年过八十，曾托人带信给在北平的胡适，盼胡到杭州一聚，将再亲手为胡烧几样素菜。胡回信答应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过不久，金便去世。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颇为清苦。不少教授不带家眷，等同于过集体生活。文科研究所雇一当地人打杂做饭，七八个人一桌，每顿只两菜一汤，菜为炒萝卜和豆豉。饭费每人每月400元。后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面包饭，每月500元，伙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尚属够吃。早上是稀饭、油炸花生米。
1943年圣诞节，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请几个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丰西餐馆聚餐，客有唐立庵、罗莘田、闻一多、朱自清、许骏斋等。西餐是分餐制，一客70元，有汤、小吃、鸡、猪排、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算。这顿饭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们刚来昆明时，同一家餐馆，一客不过三四元，已吃得大饱。如今一客70元，也仅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冯友兰夫妇将去重庆，联大教授游国恩为其饯行，并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后他大赞游夫人的厨艺：“扣肉及一杂羹，皆美味出人头地。”
抗战前，北平的大饭馆，如同和居、砂锅居、森隆等一桌子饭吃下来需20元上下，东兴楼、丰泽园还要贵点，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问津。最高档的是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谭家菜，一桌40元。据说很少有在谭家菜请客的，都是凑10人均摊慕名去尝鲜。谭家菜的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鱼翅，这也是顾客花“重金”来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