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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
9．做派
李叔同年轻时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职浙江第一师范后便变了个人。平时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来往，上课时夹着书本进教室，下课后径直回宿舍，走路很快，从不左顾右盼。
范旭东身为大老板，去世后却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可观的遗产。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子，出门很少坐汽车。只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住沙坪坝，离市区过远，才乘坐公司的汽车。他平时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倓虚法师是河北人，40岁出头才出家，此前阅历丰富，经过商，当过兵，行过医，开过药铺，学过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讲经别有一套，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如说书乃至说相声。有人评论说：“他的讲经，是以经文做引子，扇子数珠，花瓶香炉，辣椒茄子，葫芦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随拈皆是，乘性而谈。天天讲经，却不提经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员如马冀平、叶恭绰、杨麟阁等，都被其口舌说动，当了他的护法。
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想物色个安徽籍的名士当教育厅长。张的军事参议陈建谟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绍给张，张即派员前往礼聘。童抵达长沙后，张在督署设盛宴为童洗尘，除军政要员外，还请来名士王辏г恕５蹦昴媳币楹停踉庖幻骸肮桃彩牵裼桃彩牵畏帜媳保蛔芏灾扯灾皇嵌鳌！闭獯握啪匆⑸柩纾隹推爰螅蹶＇运才姗姗而来。他头戴红顶瓜皮缎子帽，垂着红线小辫，身着八团花缎马衬，金色缎夹袍，茶青色缎裤，脚踏三道云厚底黑缎鞋，装束颇为扎眼。张敬尧上前迎王落座，王说：“承张大帅赐饭，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带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妈来，现在门外，请准予接见。”张派左右接人。周妈约40多岁，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袄裤，长眉秀目，仪态大方，虽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由于座中都是男宾，张令另设一席，让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间，周妈引经据典，谈吐风雅，张敬尧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对，只有干听着。王晚年参与各种活动，周妈都不离左右，王到北京，周妈也随同而来，名片上印着“王氏侍佣周妈”。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有任何骄矜之气。宋平时和人谈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女作家苏雪林晚年谈到另一个女作家凌叔华时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身列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竹布长衫，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体态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烟鬼，因而常被误传为瘾君子。张学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烟土相赠，被张季鸾拒绝。
段祺瑞当政时，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虞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亲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复港版《大公报》，等于第二次创业，条件极苦。此时的胡政之虽已跻身“报业巨头”之列，却对自己的“身份”并不介意。他单身住在报馆宿舍顶楼的一间小屋内，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车。有员工曾在巴士上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人多车挤无空坐，胡政之立于车中，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行的节奏而晃动，悠然自得。这包花生米，备不住就是胡的一顿晚饭。
胡政之生活之简朴和单调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时，他就是一身布衣，从没穿过皮大衣。他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后也难免闹出些笑话，他晚年身患肝病，与嗜酒大概不无关系。
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学徒出身，创业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后与人合作创办冠生园，终于发迹，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这在芸芸暴发户中，是难得一见的。他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唯一的爱好是听听京戏。抗战期间，他将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庆八年，始终住在冠生园的楼上，从不外宿。
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1926年，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去广州，行前创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宁波菜馆给他们饯行。席间有人谈到正准备办个叫《野火》的刊物，约郁、郭等人写稿。郁达夫要了几张纸，拿起笔就在饭桌上写了一篇杂文，取名《蛋炒饭》。
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适张宗昌督鲁，教育厅长、清末状元王寿下令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读经。学校请来两个行将就木的老先生来讲经。一个据说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凭人扶着上讲台，张口“关关雎鸠”，连小注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另一个讲《孟子》的是个结巴，头一句“孟子邹、邹、邹……人也”说了一分多钟。
湖畔诗人汪静之写的情诗打动过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许杰。许杰一直以为汪是个风流倜傥的帅哥。1935年，许在上海教书，夏天到杭州过暑假，住在岳坟附近的一个尼庵里。一天有客来访，告诉他隔壁住着汪静之夫妇，许不禁一惊，汪竟然是个“矮胖丑怪”的人物，许杰说：“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见得怎样的漂亮，我们只是在每天晚上，听见她那么娇声娇气的说话时，倒使人想起是一个女人，但却也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