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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一九二○年十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天，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七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义。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加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七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之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内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环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
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信扔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一九一八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诗词选》，一三七至一三八页，人民文学出版一九八六年版。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内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他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六岁——一九○二年三月四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很好的英语基础。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大哥哥。此人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他是江苏武进人，名唤恽代英。诚如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一九一七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