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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清晨降临。
照例，那天五点钟，刘仁静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头发稀疏，已经灰白。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发了简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1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使“中国改换了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十五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八十多年间，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六千七百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年人而言，则每十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八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确实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今日燎原之势。这清楚地表明，八十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虽只十五个人出席，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频率”差不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间隔了十七年，才开中国共产党“七大”。然后，又间隔十一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再隔十三个年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此后，转为正常的“频率”，即四年左右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三次会议，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全国代表大会，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总体而言，宏观而言，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党。
大致来说，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此后反了右倾，却转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直至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才正确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扭转过来。
以下用粗线条描述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程，权且作为本书的尾声：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当时党员五十多人。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当时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这次会议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党员九百九十四人。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形势急转直下。会上，有三十八位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仍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等二十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时党员已猛增到五万七千九百余人，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个多月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得以克服，但“左”倾思潮又由此开始抬头。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处境困难，中国共产党“六大”不得不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2
此时党员减至四万多人。会议继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倾错误。
由于过分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会议把向忠发选为总书记（三年后被捕叛变）。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居领导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此时登峰造极。
三个月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又过了三个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推选博古（秦邦宪）主持。
博古、王明继续“左”倾。
在陈独秀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频繁地撤换领袖，从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连换了五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领袖。历史无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博古的“左”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在党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