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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七次航行和青铜城市的故事，当时用什么文字写的我已忘记，那些字母也不认识了。在萨马尔坎达一所监狱的院子里，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我干占星的行当。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尔，然后又去莱比锡。1714年，我在阿伯了订购了蒲柏翻译的六卷本《伊利亚特》，爱不释手。1729年，我和一位大概姓贾巴蒂斯塔的修辞学教授讨论那部史诗的起源；我觉得他的论点难以驳倒。1921年10月4日，我乘坐的驶往孟买的帕特那号轮船在红海一个港口停泊。我下了船；想起了悠久岁月前也在红海之滨的早上的情景；当时我是罗马的执政官，热病、巫术和闲散耗损了士兵们。
我在郊外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出于习惯，我尝了尝河水。爬上陡峭的河岸时，一棵多刺的树划破了我的手背。痛得异乎寻常。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槁。我发现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前面几章，以及其他几章的某些段落，有点虚假。这也许是由于滥用细节刻画的原因，我从诗人那里学来这种手法，以至把什么都染上虚假的色彩，事实固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但是记忆里却不会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人们认为难以置信，我将写出来。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里，骑手想知道底比斯城墙外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先前给那个城市加了一个〃百柱〃的形容词，说河名叫埃及；这些话都不像是出自鲁福，而应出自荷马之口，荷马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百柱之城底比斯，在《奥德赛》里借普罗特奥和尤利西斯之口总是把尼罗河叫做埃及河。第二章里，罗马人喝永生之河的水时，用希腊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荷马笔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单的结尾处可以找到。随后，在那座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鲁福谈到〃近乎内疚的责怪〃；这也是荷马的话，他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场景。这些异常现象使我感到不安，另一些属于美学范畴，使我有可能披露真实。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说我参加了斯坦福桥战役，我在布拉克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航行，我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译的英文版《伊利亚特》。此外还有：〃我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干占星的行当。〃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们突出了。第一句似乎很适合一个军人的身份，可是接着又说明讲故事的人不仅仅关心打仗，而更关心人们的命运。后面的话更奇特了。一个隐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它凄楚感人。它出自罗马人弗拉米尼奥·鲁福并不凄楚。出自荷马之口情况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马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巴德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至于那段以比卡尼尔名义说的话，显然是一个渴望卖弄辞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单的作者）杜撰的。
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1950年后记：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色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年），出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文章有百余页。提到了希腊和下拉丁语系国家的诗文摘编，提到了借用塞内加的片断评价同时代作家的本·琼森，提到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福音》、乔治·莫尔和艾略特的虚假，最后还提到那篇〃伪托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叙说的故事〃。他指出第一章插进了普林尼的话（《自然史》第五章第八节）；第二章有托马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页）；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尔·夏努大使信里的话；第四章有萧伯纳（《回归梅杜塞拉》第五幕）。他根据这些插入，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依我看，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写道：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
献给塞西莉亚·因赫涅罗斯
作者：博尔赫斯
釜底游鱼
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居民，一个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投身巴西边境骑手纵横的荒漠，妄想成为走私贩子的头目，这种事情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他出生在巴尔伐纳拉区，当地的人对他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他死于南里奥格朗德一带，饮弹毙命，咎由自取。我不了解他冒险经历的细节；以后如果有了新的材料，当再作修正和补充。这个概略目前也许有用。
1891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那样横暴；在一次斗殴中，他侥幸刺中对手，便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对方的死亡迫使他必须立即逃出共和国，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不安。本区的把头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乌拉圭一个名叫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人。他上了船，一路颠连劳顿；第二天，他踯躅在蒙得维的亚街头，心情抑郁，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他打听不到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下落；快到半夜时，他在作坊街一家杂货铺里喝问酒，一帮赶牲口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拔出了明晃晃的刀子；奥塔洛拉不知道哪一边有理，但是危险的乐趣吸引了他，正如纸牌赌博或音乐吸引别人那样。混战中，有个雇工握着匕首想偷袭一个戴深色帽子、披斗篷的人，被他挡住。这个人就是阿塞韦多·班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撕掉了介绍信，因为他想以自己的功劳作为进身之阶。）阿塞韦多·班德拉尽管长得壮实，却使人错误地觉得他有些佝偻；他面目老是不舒展，揉合着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他的神态既像猿猴又像老虎；横贯他脸上的一道伤疤仿佛粗硬的黑胡子，添了一点装饰。
那次争吵本来就由烧酒引起，酒上了头闹一点误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奥塔洛拉和赶牲口的人一起喝了酒，然后陪他们去胡闹了一番，最后日上三竿，一起回到老城一座破旧的大房于。在最深一进的院子里，那帮人把鞍鞴铺在泥地上，躺下就睡。奥塔洛拉暗自把那天晚上同前一晚相比；如今他交上一帮朋友，踏实多了。使他稍微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居然不怀念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晚祷时分，先前那个喝得醉醺醺、想用匕首捅班德拉的雇工叫醒了他。（奥塔洛拉记起那人和大家一起胡闹作乐，班德拉让他坐在自己右边，不停地怂恿他喝。）那人对他说老板要找他。在一间面朝门厅的像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奥塔洛拉从未见过带边门的门厅），阿塞韦多·班德拉和一个白皮肤、红头发、神情骄矜的女人在等他。班德拉夸了他几句，请他喝了一杯烧酒，说他是好样的，问他愿不愿意同大伙一起去北方赶一批牲口。奥塔洛拉接受了；天蒙蒙亮时上了路，直奔塔夸伦博。
于是奥塔洛拉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早晨是辽阔的原野，白天有马的气息。对他来说，那是崭新的、有时甚至是酷烈的生活，但他的血液里早已带有这种生活的倾向，因为正如别的民族崇拜和预感到海洋一样，我们（也是引进这种象征的人）向往在马蹄下发出回响的无边无际的平原。奥塔洛拉本来就在车把式和赶牛人集居的地区成长；不到一年已经成了高乔。他学会驯马，把牛群拢在一起，用套索套住牲口，甩出流星绊索绊倒牛只，还学会熬夜，顶住风暴、严寒和酷热，用口哨和呼喊催赶牛群。
在学习期间，他只见过阿塞韦多·班德拉一次，但一直念念不忘，因为能成为班德拉手下的人就能受到尊重和畏惧，因为高乔们都说在需要拿出男子汉气概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