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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就要直说”。那么，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几乎局限于“成熟” 与“浅薄”，根本和进步与否无关，我们怎么能够盲目地反传统、崇现代呢？
反过来说，“现代”的“有话直说”若是“也要适当地配合情境来掌握分寸”，请问与“传统”有什么不同？难道“由不懂得传统道理的人，将自己认为西方有的、我们没有的翻译过来，就成为现代”吗？偏偏现代社会，充满了“知东不知西”或“知西不知东”的人，又何以沟通东西两方的文化呢？
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话直说。却由于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沟通方式，这是民族性的区别使然。
中国人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当然也乐于有话直说。但是太多“先说先死”的案例，使得我们深切体会“祸从口出”的道理；因而主张“慎言”，做到“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应该有话直说；不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不应该有话直说”的“中道”境界，形成中国人的沟通功夫。
第5节：前言（4）
天下的事情，哪里是“有话直说”一条道理可以行得通的？现代中国人偏爱这种“偏道”式的主张，不过是不知不觉地“偏离中道”。我们应该关心他、教导他，让他明白道理而返回中道，怎么忍心看他拿“现代”做借口，继续盲目地偏离下去呢？
“朝闻道，夕死可矣”，并不是“朝闻道，夕必然要死”，而是“就算生命非常短促，能够把真正的道理弄明白、搞清楚，那也死而无憾了”，意思是：“中道”很不容易，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可惜现代中国人目光浅短，不敢追求艰深的道理，宁可胡乱执一偏道、以偏概全，却沾沾自喜，认为“已经找到了真理”。
同样研究《易经》，许多人偏爱术数，导致迷信的气氛十分浓厚。术数也是易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此我们不反对，但它毕竟属于“小用”的部分。义理的发扬，才是易学的“大用”。
古代民智未开，圣人不得不以神道设教，让易学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加以君主专制，臣子不敢据理直言，只好假借占卜来谏阻。术数的功能，一直被重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如今科学昌明，如果事事依赖占卜、人人相信风水、时时不忘命相，请问“人的尊严”究竟置于何地？
人的尊严，应该表现在“明智的抉择”，也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也明白如何做得一次比一次更合理”。因此，“讲究义理，按照推理来抉择，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便成为现代人必具的条件；而要达到这种地步，自非好好研究《易经》的道理不可。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人有贤者，当然也有不贤者。贤者应该从《易经》的道理入手，好好研究《易经》的真义。不贤者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专门在算命、看相、占卜、看风水上下工夫。现代人如果醉心于声光电化，潜心于科学技术，却忽略了《易经》的智慧，不过是“识其小”者，未免对不起自己。若是进一步探究易理，使自己变成“识其大”者，岂非更上一层楼，看得更远，也看得更为周全？
第6节：前言（5）
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唯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易经》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
易理是智慧，科技不过是知识。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妥善地运用知识；缺乏智慧的人，越有知识就觉得脑筋越乱，越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我们常说的“两脚书橱”，便是这种空有知识却无法运用的人。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句话最好稍微改变一下，变成“21世纪是懂得易理的人扬眉吐气的世纪”。因为21世纪的明显趋势，就是越变越快，而易理正是“掌握变化的道理”。
就管理而言，以往环境相当稳定，凭计量、资讯和科技就可以做出合适的决策。如今环境快速变迁，目标根本不显明，资讯常感不充足，数据也相当不准确，单凭知识，不易明确地判断、正确地抉择。于是管理者的智慧就显得比以前更为重要。智慧对于管理效果的影响，愈来愈明显而重大。
变迁环境中的管理，十分注重未来的变化，务求做出合理的因应。不明易理的管理者，为了预测未来的变化，很容易迷信算命、看相、看风水、占卜。近年来易学逐渐被重视，这一类的研究风气，越来越盛，与此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算命、看相、看风水、占卜毕竟不方便用来当做决策的主要依据，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它；用这些方式做出的决策也缺乏对众人的说服力。
换一个角度来看，拿易理来推断未来，若是具有正确预测的可能，应该是令人振奋的大好讯息。易理怎样能够预测呢？《说卦传》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从过去推知现在，叫做“顺”；从现在推测未来，就叫做“逆”。《易经》是逆数，可见能够推测未来的变化。用推理来预测未来的变化，表示依据道理来预测，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管理者，由易理来掌握未来的变化，达成正确可行的决策，当然是最为有利的途径。
第7节：前言（6）
世界上研究《易经》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也是“21世纪是大易管理的世纪”的另一种证明。管理者要想看清楚时代的潮流、摸清楚管理的趋势，好好地研究一下大易管理，恐怕是当务之急了。
大易管理，主要在知常知变，抓住变化中的常理。管理者研究大易管理，看出变中之常，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而立于不败之地。身处21世纪，大家共同研讨易理，发扬大易管理，应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二、怎样研究大易管理
大易管理的时代已经来临，象征中国人的管理思想即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我们把“易理”应用在管理上，正是时候。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乐观。
那么，要怎样研究大易管理，才能真正把大易的道理，正确地运用在管理上面呢？我们有几点建议，请大家参考指教。
第一，不要尽信古书，也不要完全怀疑
德国思想家歌德说过：“大凡优秀的作品，不论如何加以探测，总是探不到底的。”《易》这一本书，自从诞生以来，由于内容博大精深，历代各种层次的探究，可以说十分热烈。然而各有见地，迄今仍然未有定论。
做学问的人，无非“自圆其说”。每个人所提出来的一套理论，无不言之成理。
管理是一种实务，是要在实际情况下能够应用的，不能仅凭空谈。我们拿“合用”做标准，凡合乎理致的自然，而不悖物情事理的理所当然，虽然不是古人所传，或者和古义不合，我们还是可以采用。相反的，就算确实为古人所传，或者合乎古人的说法，却不合现代所用的，也应该予以摒弃。
研究易学的门派有很多，我们不必加入他们之间的争辩。尊重各人的研究成果，合用就好。
譬如《易》在西周初年，原本有《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三种。东周以后，前两种失传了，只剩下《周易》。这种说法，我们大可姑妄听之，也姑且信之，实在不必过分认真。又如古书并没有标点符号，容易产生误解；后人所加标点，很可能有不同看法，我们不妨多方参考。
第8节：前言（7）
第二，不要专重义理而看轻术数，也不要专门研究术数而轻易放弃易理
综观易学的发展，最主要的不同，不外乎“象数”和“义理”的偏执。这两大派别，各有立场，也各有所偏重。其实，大易具有象、数、理、占四大功能，都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我们不必偏重任何一种，更不能忽视彼此之间的连贯性。
虽然说易理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一切依易理而行才是真正的大易管理；但是“理不易明”，易理的探求和解说，原本十分困难，有谁敢说自己确实明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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