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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他后来调工作，到《当代党员》杂志社，还加入了集邮爱好者协会，目的就是帮我收集邮票。可惜进入国家队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集邮了。
但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的集邮岁月。它给我的乐趣，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集邮册，而是专注积累研究、反复比较这个过程。
我还是电子游戏机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不是亲自参与，而是旁观。原因是－－没钱。
无论是当时新出的《雷龙》加油飞机游戏，还是后来流行的《任天堂》、《三国》游戏，我对里面的程序步骤都烂熟于胸。比如最先出的《雷龙》，哪里会有流弹、炸弹、哪里该加油等等我知道得门儿清。
那时候从学校到我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游戏厅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每次到了游戏厅之后，由于没钱，加上性格内向有些“认生”，我只能静静地在一边等着、看着。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执着地等待下一个参与者的到来。
经常看到某些人因为水平不高，投进硬币后立码就GAME OVER了，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但又不爱说话、不想乱支招。那时候，总希望能有一个高手出现，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的游戏中找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别看我不亲自上阵，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心投入，哪怕是旁观游戏。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早晨，我都是早早起来，给家人买了面条、匆匆吃过早饭后，就撒腿就往外跑，每天放学后，我也会飞快地跑。目标只有一个：看游戏。
跑得飞快是因为要赶时间！我必须在上学和放学回家之前，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看别人玩游戏。没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后来在国家队无人能敌。
现在看来，我小时候的三个爱好：存钱、集邮、看别人玩游戏，基本上都与节俭有关。虽然我现在不再为了买邮票或发愁，但我现在依然会认真计划着每一分钱，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很多人都在笑话我当年是个守财奴，“小葛朗台”。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磨难，不知道一分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
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