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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知道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在我们的城市里，人人都早起——可以
看到一些睡眼惺忪的大学生，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人逗留在底层，他们往往
过了中午才走。稍晚一些，人们喝完咖啡樱桃酒后，饭店就清静下来了，连
女招待的踪影也不见了，直到4 点钟左右，才有一些精疲力竭的教师走进店
来歇脚，还有一些没精打采的公务人员进来小憩。不消说，晚餐时来的客人
最多，晚餐以后，过了晚上10 点半钟，接踵而来的，除了一些政界人士、经
理、金融界人士以外，还有其他自由职业界的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不过也
有一些大惊小怪的外国人，我们总爱把自己的城市说成是国际都市。在二楼，
那就讲究得发臭了。我用发臭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在那两间低矮的四壁
裱红的大厅里，像热带一样，热得要命，然而里面的人还忍受得住，女士们
穿着晚礼服，先生们常常穿着黑礼服。空气里弥漫着汗臭，香水味，主要的
气味还是土豆炒牛肉片以及本城其他独特风味菜肴的气味。人们在外面观赏
了首场演出以及成交了大买卖之后，总爱到这里来聚会（他们跟楼下的人是
一样的，只是在穿着上要来得讲究罢了），倒不是要来策划什么事情，而是
为已经策划好的事情庆祝一番。戏剧大饭店三楼上，更加可观。这里放荡不
羁，无所不为的情景，不禁令人为之咋舌。这里，房间既高又明亮，跟价格
低廉的饭店里的房间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木头椅子，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摆
满端啤酒的盘子。紧靠楼梯处是个座位空着一半的小型表演场，表演的节目
有平平凡凡的魔术和更加平凡的脱衣舞。大厅里，人们在打牌，打台球。这
里坐着本市蔬菜水果商、建筑公司老板和百货公司老板，坐着大汽车修理行
的老板和拆卸专家，这些人常常一来就呆上好几个钟头，他们下的赌注都十
分可观，他们周围簇拥着一些多嘴多舌的旁观者，稀奇古怪而又行迹可疑的
人，也有几个妓女守候着，三个或四个，总是坐在临窗的同一张桌旁，饭店
睁只眼闭只眼地让她们留在这儿，她们已是这里必不可少的陈设，她们要价
也不高。因为真正富有的人是把小钱也看得很重的。
我初次与这位州议员相识时，刚通过国家考试，写完博士论文，取得博
士学位和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我还跟上大学时一样，在斯迪西…劳埃平律师
事务所当高级听差。这位斯迪西…劳埃平，由于在艾蒂兄弟、罗萨·匹克、道
贝巴斯以及阿姆斯勒的凶杀案中使被告获得开释，由于在特罗格假肢厂和联
合国当中进行调解（使特罗格厂方得到了很大好处），已经蜚声海外。我当
时要把一份关于一件捉摸不定的案子的鉴定材料送到戏剧大饭店，去交给斯
迪西…劳埃平，只有他才热衷于这类案子。在三楼的一张台球桌旁，我找着了
这位红极一时的律师。当时他和州议员打台球已经打完了一局。在另一张桌
子上，贝诺博士、温特教授也在打着台球。此时，在我写这份报告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正是后来案件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打台
球真好比是这桩案子的前奏了。那时外面很冷，时值11 月，或者12 月——
具体日期我想是不难推断的——，因为我平常不穿大衣，同时又不得不把自
己的大众牌汽车停放在离开戏剧大饭店几条马路远的地方，所以我走到这儿
时，全身都已经冻僵了。
“年轻人，叫一杯格罗格酒喝喝吧。”州议员招呼我说。他一面仔细地
打量我，一面叫招待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反正我要等候斯
迪西…劳埃平的答复，他已接过鉴定材料，离开台球桌，就着一张桌子翻阅起
来。大厅的前面，那些蔬菜商人正在赌钱，窗前有几个幽暗的影子。街上有
轨电车车轮那深沉的滚动声，频频传进屋来。州议员还一直在打量我，他显
得无所顾忌，不加掩饰。他大概将近七十岁了。在场的人当中，唯独他没有
脱去上衣，也没有出汗。我终于作了自我介绍，猜想对方必然是社会名流，
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
“您跟施佩特上校有亲戚关系吗？”他问我说，他仍然没有通报自己的
姓名。他或许以为自己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或许以为我已经知道他叫什么
名字了。（施佩特上校何许人也？一个昔日的粗野的农夫，如今一跃而为联
邦议员，是个主张搞原子武器的家伙。）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回答说。（为了一次说个清楚，在这里我来
自我介绍一下：我生于1930 年。母亲叫安娜·施佩特，我对她却没有什么了
解，也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我是在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回想起那家孤儿
院，心里就感到高兴——特别是想到那个与孤儿院毗连的一望无际的森林，
心里更感到高兴，孤儿院的院长和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的青年时代也很
幸福。说实在的，有父母也不见得一定就有好处。我的不幸是从与伊萨克·柯
勒名誉博士打交道开始的，先前我虽说境况不佳，但也不至于落到绝望的地
步。）
“您要作斯迪西…劳埃平的搭档吗？”他问道。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我可没有这样想。”
“他对您很器重呢。”
“他从来没有向我流露过。”
“斯迪西…劳埃平从来是不动声色的。”老人干巴巴地说。
“这是他的错，”我毫不在乎地说，“我想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是很困难的。”
“可能吧。”
老人笑了起来，说：“您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在我们国家里，
要想单枪匹马地混出个名堂来，谈何容易呀。——您会打台球吗？”他接着
又突然问道。
我说不会。
“这可是您的一个缺点了，”他说着，又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对灰
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异，看来他说这话是一本正经的，不是在嘲弄。他把我
带到第二张台球桌旁，贝诺博士和温特教授正在这里打着台球。这两个人我
倒是很熟悉的，温特教授我在大学里就认识了——我注册入学时，他还是校
长呢——贝诺博士是我在过夜生活时认识的，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很活跃，
当时虽说只许进行到午夜为止，但是并不因此而缺少刺激性。贝诺没有什么
固定的职业。他曾经是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优胜者——因此他被人称为奥林
匹克海因茨——一度是瑞士全国手枪射击冠军，还一直是个大名鼎鼎的高尔
夫球运动员，曾开过一个赚不了钱的绘画馆。现在据说，他主要从事财产的
管理工作。
我向他们打了声招呼，他们都点了点头。
“论打台球，温特始终是个新手，”柯勒名誉博士说道。
我听后笑了起来。“那您大概是老手了？”
“那当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打台球是我的嗜好。教授，请您
把球棒递给我。这一下您是打不好的。”
阿道夫·温特教授把球棒递给了他。这位教授乃花甲之人，又矮又胖，
光亮的秃顶，戴着一副金架无边眼镜，惯于庄重地捋着他那精心护理的络腮
胡子，胡子黑色，其间夹杂着几绺白毛，他平素衣着讲究，不免有些保守，
他是我们大学里众多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之一，是国际笔会会员和乌斯特里①
基金会委员，著有两卷头的消遣读物《卡尔·施皮泰勒与赫希奥德，或瑞士
与希腊——比较研究》。（我是学法律的，一向对文学院感到讨厌。）
州议员用白垩粉小心翼翼地将球棒尖端抹了一抹，显得镇定而自若。他
①
乌斯特里（1763—1827），瑞士作家。——译注
虽然说话不讲情面，但是没有一点傲慢的神气，而是冷静沉着，表明了他的
力量和信心。他微微歪了歪头，观察了一下台球桌上的形势，接着果断而快
速地打了一下。
我看着那些白色台球滚动起来，互相猛烈碰撞，接着又弹了回来。
“A la bande②，就要这样对付贝诺才行，”州议员说着，把球棒还给
了温特教授。“明白吗，年轻人？”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一面回答，一面转过身去，喝招待放在一张小
桌子上的格罗格酒。
“以后您就会明白的。”柯勒博士笑了起来，说着从墙上拿下一卷报纸，
走了出去。
谋杀案情：三年后所发生的事，已经众所周知了，我可以很快地叙述一
下（我甚至并不一定要在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