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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