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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18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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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6月,于建嵘正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着计划为期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见到不少让他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是震撼的事情。

  2001年1月5日早上6点多,天还没有亮,于建嵘顶着雨雪出发,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他掉进了一个泥坑,裤子撕破了,公共汽车司乘人员嫌他一身泥不准上车。最后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于建嵘来到了衡山县城。县委接待他的人看到浑身污泥的他目瞪口呆———从2000年初开始,为了得到最真实的答案,于建嵘几乎就是这样在跌宕的行走中调查和访谈了湖南省近十年来所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农民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用凝重的学术语言完成了《岳村政治》。他很清楚他要通过岳村告诉大家什么:“要承认和保护农民的权利,若非如此,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存在发生动荡的基因。”

  《岳村政治》从民间扩散到了学界后来甚至流传到了高层。岳村,这个衡阳市的小小村落最终成为于建嵘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从岳村开始,用事实说话,让农民自己说话———成为他固有的学术风格,也注定了他的学术将建立在比别人多得多的艰辛之上。

  “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

  与其他理论化和情绪化的学者不同,在于建嵘的所有的论文中都有他饱含真诚和严肃提出的对策方案。面对目前中国农村发生的对抗性事件,于建嵘发出了独特的见解,他总是在不断地说———必须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

  他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严厉批驳那些对农民有惯性成见的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提出的“如何教化才能让农民提高思想意识”时,平时好脾气温和的他有点恼火和悲哀,他不客气地说,农民不需要教化,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更多!

  同样的批评他也常常送给研究“三农”问题的部分学者,很多名气都比他大。在一次大学的演讲中,他说,在许多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里,我们看不到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民没有被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事实已经证明,当代中国的农民完全不同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法国农民,不同于恰亚诺夫和菲尔德笔下的俄国农民,不同于波普金笔下的越南农民;他们也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农民。对于学者来讲,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

  于建嵘通过调查深信,农民问题不出在农民。“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党和政府自信并相信广大农民时,农民不仅回报以高度的政治信任,更能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

  到底层去获得常识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他日后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里完成。他熟悉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说,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一个国家的童年也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他5岁到13岁的农村经历也让他永远放不下对底层的关怀和感情。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1967年,5岁的于建嵘和母亲被下放至湖南永州农村。作为一个城市的孩子,加上政治包袱,于建嵘无法获得农村伙伴的友谊。他和母亲在农村像异类一样被人指点。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底层的卑微。

  他和母亲在农村呆不下去也会跑回衡阳市,但很快就又被赶回去。于建嵘说,那几年总是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不知道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后来他还是在城里上了学,母亲靠拉板车养活家庭。于建嵘至今记得,因为自己是“黑人黑户”被女班长站在课桌上高叫着指挥别人把他拉出教室,他双手紧紧把着课桌不愿离开———这最终导致他的新衣被撕破———那是母亲用麻布片染成黑色给他做的一件外套。巨大的伤害和屈辱让于建嵘无法停止颤栗和哭泣,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铭心刻骨的痛苦。所以,他最痛恨的就是收容遣送制度,它将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而如今,不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取消农村户口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一些地方有望明年推出新的措施。

  大学毕业后的于建嵘到衡阳日报当了记者,做了一些法制报道。但他发现自己所能改变和帮助的仅是个案和个人。于是他又跑回学校去念研究生。那时候,于建嵘已经定下人生志向———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说,这是自己的一个梦。所以,在今天他总是对年轻的学生说,要做一个有梦的人。

  于建嵘非常反感那些坐在城市的书斋里扛着“启蒙”大旗的知识分子。他在一篇文章《启蒙与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来自田野的思考》中这样说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这里,从来没有满足在思想领域或人们的价值观上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他们总是对社会制度的设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欲望;他认为那些知识精英应该到中国民众社会里去,将自己的理论交给广大民众评判,去从民众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常识。

  于建嵘没有要社科院分配的楼房,而在京郊农村宋庄买了平房。他每天都在写日记,用相机和笔记录宋庄的每一个变化。他的左邻右舍都是农民,他和他们一起在村里高悬的广播里收听本村新闻。他记下了每一家的大小变故,记下这里出现的第一家超市———他说,我要完整地记录一个村庄城市化的全部过程。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写一本《宋庄文化》。他说,这本书可能要用一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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