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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羽霆道：“自蒙古南侵以后，虽无明文规定，但凡有国家大事宰相不能决者，均召六部公卿、言官御使、公侯驸马、翰林学士会聚廷议，廷议所决。首辅亦不能改。咱们若要换掉高拱，不妨召开廷议，论处此事。”
风启却道：“廷议既可倾高拱，也可倾我们！若是我们主张召开廷议，论处大事，高拱却提出要三舍罢兵下野，那时候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
听从，那就是李派势力在这场角力中宣告失败。后果对李派来说极其严重；不听从，那就是抗命不遵，唯武力是从，将会彻底摧毁掉自蒙古南侵以来，徐阶与李彦直共同秉政后逐步创建的政治秩序，对国家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结局都不是李派所愿意看到地。
李彦直想了一想，道：“廷议是当召开的。不过召开之前，先试试各方的态度吧。”
便口述，让蒋逸凡拟了一封书信，与高拱笔论大事，这封信后来收入李彦直的文集当中，名为《报高阁老书》，信中先言自己远征日本，水土不服。回到天津后竟而得病——这是阐述自己无法马上回北京的原因。跟着说自己在养病期间静思国事，颇有新悟，因删繁就简，列成条目，写在信中，与高拱商讨正误。
陈羽霆读到这里暗暗赞赏蒋逸凡的文才。心想他如此立言，将来此信内容若是传播开去，外界反应得太过激烈地话，李彦直仍有回旋地余地。
李彦直口述断断续续，思维到处才发言，蒋逸凡下笔却有如流水，风启却听得暗暗惊心，道：“三舍，这信发出去，若高拱将之泄露。只怕会成为他攻击你的口实！”
李彦直却笑道：“我就是要让外界听到一点风声。看看他们地反应，再作定夺！”
这次却让陈羽霆送了信去。蒋逸凡和陈羽霆在李派内部职司不同。两人的性子也不同，高拱见是蒋逸凡来，心里便有三分防范，因蒋逸凡是个出色的使者，擅长纵横权变之术，陈羽霆却是一个能吏，有书生意气，由他前来，乃是李彦直向高拱表示自己有相忍为国地诚意与胸襟。
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地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地“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地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地规矩，如宗人府地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地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地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地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地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地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地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地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得形成内阁首辅新的、成文的任命制度、任命限期和监督体系，并建议将如何监督大学士也提上议事日程。
这封书信读完后竟渗满了高拱的汗水，其实李彦直所提议地这些变革。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现实积累。
比如“科举改革条”，自开海以来，东南的学术便蓬勃发展，对各种新学在开明士子中都十分风行，只是因不列入科举条目，研究这些学问的新秀们不免被老学究们批评为“不务正业”。
又比如财权审计与县级政务法务分立，在大明的新疆土如大员、南洋等地，市舶司总署所在的上海，都已经在实行了。
大明地制度与立法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变化，即便如徐阶、高拱等顶级官僚。对这些已经产生的变革也讳莫高深。中央官员对李彦直影响下东南的政务变化、财权变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做。不敢说，以免触动整个大明的立国根基。
至于内阁成员的遴选，首辅大臣的去就，更是因循着“规矩”，而不敢明确地提出要将这些官场现状变成明文法实行起来。这两任的首辅徐阶、高拱架空了皇帝，在许多士大夫心中仍然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皇帝在成文体制上和士民的心里仍然是权力的最高象征，人心既存此念，则只要一起变化，朱明皇帝地权力随时都会复辟，而且一定会来得猛烈非常！
但李彦直这时却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要告诉全天下首辅执掌国政乃是“常态”，而非“变态”，这便几乎要在义理上推翻朱明皇朝地合法性了。
高拱读罢此信，竟然产生了要赶紧将此信烧掉的冲动，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对于李彦直地提议，他心中充满了矛盾。
他毕竟有着为国为民之心，从这封信中他看到李彦直的思路毕竟比自己还要开阔得多，他看到了李彦直在国事面前的诚心，看到了这个国家若按照镇海公的建策进行改革，或许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他又毕竟是一个旧派官僚，对于这些新变化感到害怕，不只是害怕自己会在这场新的变化中失去权势，更是害怕国家会在这场大变化中陷入混乱，甚是四分五裂，就如大汉皇朝一般，经过王莽的胡乱改制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前途去路，究竟该何去何从？高拱心中没有答案。
张居正、李春芳在旁边处理政务，偶尔抬头瞥了他一眼，却都不过来打扰。高拱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是了，我何不如此？”原来他忽然想起，何不将这封信的内容散播开去，这个念头一动之后，他便越想越觉得可行，越想越觉得是一招妙招。他已预料到这封信的内容一旦传出，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
若是朝野拥护李彦直的建议，那高拱就不妨顺势而行，既益国事，亦可收此大功，毕竟高拱心中也不是一定要和李彦直作对，如果合作而对国家、对自己都更加有利的话，那么合作也无妨。当然，若是朝野对李彦直的提议口诛笔伐，那高拱也可借着这股力量将李彦直倾倒，不过他已决定，即便倾倒了李彦直，对这封《报高阁老书》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可以缓缓实行的。
他微微一点头，便招呼张居正李春芳道：“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