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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
②
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
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
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
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
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
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
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
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
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
①
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到1862年12月末，这
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
②
的后果。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
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
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
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
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
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
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
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
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
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
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
③
更为如此）。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
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
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
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
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 册第1057—1061 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 第
3 — 4 页。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 册附录，第166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 第30 页；卷4 第44 页、46 页。
③ 同上，《书牍》，卷6 第12 页、35—36、47—48 页。又《书牍》，卷7 第15—16 页；《奏稿》，卷7
第35—36 页；卷8 第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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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
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 （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
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
①
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
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
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
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
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
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
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
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
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
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
②
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
一场不幸的内讧，李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
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242 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见戈登记载，大英
博物馆52 号和392 号文献，1864 年6 月30 日；又英国海军部，125/105 号，李致金斯顿函，1864 年7 月
29 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 册第1887—1888、1919 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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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国战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经历了一场严厉的考验。即使充分利
用了帝王的权威，也不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后来，随着从造反者那里收复
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就必须把民政恢复起来。复兴的问题紧接着一次次的
胜利而出现了。而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再一次要经受考验。归根到底，在进
入战后时期的地区，行政的首要任务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为紧迫
——是帝国政府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财政要务呢，还是迅速恢复农村的生
活？假定少数几个政治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他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太平天国
叛乱前地方政治的习俗和制度？
曾国藩到达南京后只有八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十二万名湘
军（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队）。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约二万五千名曾
国荃最精锐的军队连同其将领一并退役，可能他们已经掠夺了足够的财富，
①
说什么也要解甲归田了。剩下的十二万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 1864—1865
年进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为还需要这些人来守卫安徽江西地区，以防
止太平军残余死灰复燃。
从自己解散湘军这一点来看，曾国藩显示出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的野
心。他还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军将有足够的力量去对
付仍在帝国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乱。但不管怎 么说，曾国藩的决定是由于以下
两个痛苦的现实造成的：他的军队的军纪进一步败坏了，同时他发现非常难
于及时筹措足够的饷金按期发给军队。自他担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以来，
他有权处理大量财政收入。但他的支出却增加得更快。在1862年，对驻安徽
的湘军饷银的发放有时拖欠八个月；而在1863年末，驻南京地区军队的饷银
①
被拖欠了十六个月。同时，许多已经取得绿营的总兵或提督军衔的统领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想“肥私囊”，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军队正在变成老百姓的
祸灾。鲍超麾下经常打胜仗的军队更是臭名远扬。即使象不识字的朱品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