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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附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当苏松太根据临时税制恢复征收田赋时，凡是
“火耗”浮收都已被核减一半。对大小户也不再作区分，并且今后不管是官
是绅，凡再进行包税者，都将受严厉惩处。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可不象他们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当地
被户部拒绝。1865年8月的一道上谕宣称，由于运输漕米需要漕项，核减这
②
项收入只会引起地方征收数目不等的“津贴”。随着太平军的消灭，朝廷不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 第40—41 页；卷7 第4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7 第41 页。参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 第22—25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 第43 页。
③ 夏鼐：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田赋问题》，第456—457 页。
④ 《显志堂集》，卷4 第10 页。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第54 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 第60—66 页。
② 《江苏减赋全案》，卷1 第5 — 6 页；卷2 第2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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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在农业赋税方面让步了。
李鸿章的所谓腐败的厘金税制被殷兆镛激烈攻击，特别使李对他的理财
名声不安。作为两江代理总督，他通过江苏代理巡抚刘郇膏在苏松太地区核
减了诸如火耗、耗米和银钱折换差额等浮收。但在1866年当李鸿章离开南京
去征剿捻军以后，刘郇膏指令，按照新税率对苏松太自耕农应缴的每担漕米
③
增收八百文浮收。这等于恢复已经取消的额外负担。代理巡抚做的事也许是
势在必行的，因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须去弥补那些已被取消
但又需要用来维持地方官府的陋规。此外，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已
被驳回，苏松太的正规税额依然过于沉重。随着长江地区的安全有了保证，
朝廷不大愿意在那里进行田赋改革了。
③ 《显志堂集》，卷4 第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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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捻军对华北的冲击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叛乱集团捻军的力量
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清廷对捻军之战分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都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第一阶段包括到
1863年初的十年，在此期间，捻军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
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年，捻军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
了各地的叛乱。在捻军战争的第二阶段，一支经过扩充并且战术越来越精的
捻军骑兵从1864至1868年在整个华北平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战争。捻军问
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捻军已有约三十名首领 （其中许多人是私盐
贩子），这些人率领的相当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从自己的宗族或农村老家组
织起来的 （见第六章）。大部分领袖似乎是来自二十世纪称之为“中农”的
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拥有较低的功名。这些流窜的部队使用了土炮
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
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捻军自以为他们是仁义之师。1855年夏末，“盟主”张乐行（1811—1863
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尤其攻击当地府县为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
说他们“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洲人，也不仇视白莲教主
张的千年至福说。捻军自视为“义军”，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
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暴”。
①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
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
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
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
②
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此外，人们都盛传，
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
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
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③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
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
帝国鼓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
省，上层绅士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 、26—27 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
第241—243 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 年2 月3 日。
②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5 第31—32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 页，
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 《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 册第323 页。
③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2 第40—41 页；卷5 第31 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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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显贵士绅很少真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
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
的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
①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
立周围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 （一般只高
七、八英尺），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
越过约十五英尺的深沟。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
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分甚至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
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
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
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②
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
人奇怪。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
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
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
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成各有七百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
的名称：“忠仁”、“忠义”、“忠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
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三千五百人
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
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