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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 （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
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
①
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合法的
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
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
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
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 （每驮
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
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
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
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
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
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
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
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
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
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
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
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
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
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
① 赫尔麦森： 《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 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 《1819—1824 年 （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 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
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 第479 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
报告》，第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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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
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
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 （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
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
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
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
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
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
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
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
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
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
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
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
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
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
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
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
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
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
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
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
1
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
3
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
1
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
3
人” （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
①
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
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 页；又见作者
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 （17）（1961 年），第84 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 页，又见312、335 页。参见沃森：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 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
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 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 页 （书中将shelkovymi 误作melkovymi ）；伊扎特·阿拉：《中亚
游记》，第24 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 页 （书中“百分之四
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 页；库兹涅佐夫：《清
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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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
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
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
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
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一
①
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
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
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
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
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
③
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因为清帝国的
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
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
还价的地位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