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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
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
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②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五十二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
③
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非常明确。他在占
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
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元；收回行商欠债三百
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二百五十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
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
④
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84 页。
② 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307 页。
③ 1841 年9 月8 日皮尔内阁当选就职时，虽然巴麦尊已被阿伯丁勋爵所代替，但巴麦尊的训令继续有效。
阿伯丁比巴麦尊谨慎得多，但是他这时已来不及改变已制定的政策。巴麦尊在这一年又回到了白厅。
④ 这些训令完全写在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附录K 中，卷1 第655—6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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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
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
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
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
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
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
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
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
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
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
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
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
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
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
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
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
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
向停在黄埔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七十一
只，岸上的炮台失守六十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
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
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 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
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
①
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这位
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
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六百
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
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
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 （其中有掠夺和混乱），
②
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
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
③
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其次，
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
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
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
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
① 1841 年11 月18 日义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义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 页，见于1841
年5 月21 日和24 日的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伦敦档案局。
② 参见《筹备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第23 页。
③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17—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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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
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标和大刀去屠杀
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
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
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
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
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
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
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
替罪羊。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
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
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
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
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
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
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
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
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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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最后阶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达香港，他在此指挥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
新加坡而来的远征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远征军将包括二十五艘正规军舰，
十四艘汽轮，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步兵的运兵船。他立刻带领第一批共
两千名士兵和一部分舰队向北驶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厦门。该地区的指挥官
①
颜伯焘 理应奋起应战，因为他已经说服清帝为那里的防务花费了二百万银
两。他有五十艘大战船，三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九千步兵，据估计，只
要英军一靠近，就可以把他们打垮。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